身在香港，本來打算出席慶典。不料近月社會動亂，每周交通堵塞，鐵路設施被毀，機場不時癱瘓，使眾多市民及旅客無辜受罪，連法庭禁制令也缺乏鎮懾力。加上新學年伊始，部分大學生罷課，拖慢了導修安排；責任在身，畢竟緊守崗位會比較穩妥，最終僅遙寄詩文替代。反正慶典的意義並不在儀式，而在人情物事本身的價值。還記得十五年前出席老師八十華誕的會議，當時曾跟她同桌賀壽；到五年前九十華誕的慶典時，已經不大容易走近她。因為老師已「升等」為國寶級學術明星，慶典安排更緊湊；何況她年事已高，走路需要攙扶，以盡量避免意外。饒是如此，老師不論走到哪裏，總不免有尾隨者攀談訪問，實在不忍增添她耳邊的喧鬧。如今靜思於千里外，回溯一下老師的歷程和事業，雖然有點無奈，卻也心安理得。

戰後瘡痍頃變天  飄洋去國幾顛連

嘉瑩老師號迦陵，屬蒙古後裔滿族正黃旗人，出身於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祖父為光緒年間繙譯進士。老師天資聰穎，從小接受良好教育，十歲即開始寫詩，並填寫令詞，少年時代已展露詠絮之才。由於性情任真自適，忠於興趣，放棄修習醫學而鑽研國學，師從詩詞名家顧隨先生。一九四五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後，在北京任教於女子中學，三年後結婚，並隨任職國民政府的夫婿遷至台灣，任教於彰化女中，經歷了年輕生命的首次轉折。

生命的首次轉折是下墜的。夫婿於一九四九年末捲入間諜案被捕下獄，翌年老師亦被迫去職入獄，後來轉到南部一所私立女中教書。一九五三年起，她先後在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等執教，生活雖然艱辛，總算逐漸安定；夫婿經三年牢獄後亦終獲釋。然而一九八七年以前的台灣，一直受戒嚴令管制；當時的環境對於他們來說，未必能令一家人心中安穩。

老師第一次踏足海外，是一九六六年到美國的密歇根大學和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剛過不惑之齡雖然風華正茂，卻早已飽歷風雨打磨；在傳統觀念中，甚至可能已算步入中年。然而老師堅韌勇毅，於一九六九年獲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聘任後，舉家移民至加拿大溫哥華，翌年更獲得終身教授職位。文學是最講求語言修養的學科，當中又以詩歌為最，尤其是以文言文為載體的詩詞。可以設想，一個在母語文化中頗具名氣的壯歲學者，當年既沒有多少英語根柢，又並非特別嚮往西方社會，如何竟決定把自己「連根拔」，離開專業的「舒適範圍」，重新適應一個永遠無法像母語教學那樣揮灑自如的教研環境？

問道求真依本性  涯山逆境更揮鞭

如此「自討苦吃」的決定背後最大的動因，只能是為自己和家人尋求安身立命之所。這是生存的本能盼望，而當時國家「運動」不斷，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連香港亦發生暴動)，台灣又曾為囹圄之地；對老師一家人來說，安身立命之思豈非容易剩下海外異邦？去國離鄉的首次轉折，頗有幾分無可奈何的味道；然而第二次離鄉轉折，卻是掌握命運的選擇。

生命的起伏和成全，往往源於意外的環境改變，無法預知和規劃。假如當年抗戰後不是政局動盪，老師可能會留在國內，荏苒成為某名校的名教授，卻或許大體安於傳統學問的框架裏。又設若闔府在台灣諸事順遂，老師亦未必投身異邦教研，從而逼出更廣闊和靈活的學術眼界。這絕不意味外國星辰亮，番邦學問高，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理：比較更能激發思考，擴大眼界和加深透視。矗立峰巔之列的國學修養，更結合不害本體的西學灌溉和應用、敏銳的詩人性情以及深刻的風霜歷練，最終成就了她獨特的詩詞析論和詩學體悟。文學是生命的書寫，因此最卓越的文學批評，原不只是藝術和學術的範疇，而是應該進一步透視世變，深省人心。老師其後獲推舉為加拿大皇家學會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院士，殊非偶然。

就個人生活而言，老師本可以在異邦舒適終老。然而在取得終身教席八年後，適逢國家重新起步，盪起了長久埋藏於內心的家國情懷，於是她不避風塵僕僕，積極申請回國教學。因為中華文化傳統中懷理想的詩人和學者，精神上也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士人。這個決定開啟了她第三次生命轉折，成全了回歸故國的緣分，也讓一個士人真正安身立命。這令人想起新中國的成立，遺留了若干身披民國旗幟的前輩知識分子，到如今仍然政治立場鮮明。嘉瑩老師的家國思緒，卻從來都是一種文化和民族融和的情懷：她自身豈非就是漢、蒙、滿的融和體？

回鄉始接歸根夢  散木嘉冠蔭萬千

老師與南開的緣分彌足珍貴，因為她跟南開和天津，本來談不上有很特別的淵源。成全的過程也許跟大多數因緣類似，帶有兩分意外開展的味道。一九七八年，國家於十年浩劫後開放並且推行現代化改革，老師興奮地返國遊歷，感受到教育界萌芽的新氣象，隨心感應地抒發了「他年若遂還鄉願，驥老猶存萬里心」的志願。她坐言起行，旋即申請回國教學，獲教育部安排次年於北京大學開課。由於一位任教於南開、原屬於師長輩的教授力邀，老師額外到南開執教三個月，從此利用暑假及休假到南開延續教學。南開的慧眼和師生的熱誠留住了她，老師也以至誠報國，盡心獻力；自一九九一年應南開之邀成立「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起，一直擔任所長至今。二○一四年秋，她更定居於校方為其修建的迦陵學舍，正式落戶南開。

這樣的結局，無疑是當年無法預知的情節。不過，與其說老師跟南開結下四十年的緣分，不如說她在南開落實了四十年的故鄉和報國情懷。南開與老師的顧念，一直是雙向的。她三十年前在溫哥華退休時，曾經將得自大學的一半退休金（十萬美元）捐贈給南開，設立獎學金和學術基金；那是倍加珍貴的心意和資源，因為當時國家並沒有今天的經濟實力。自一九九七年起，老師以恩師顧隨的名號「駝庵」設立「葉氏駝庵獎學金」，以獎勵學生對詩詞的研習。去年和今年，她更將畢生資產共三千多萬人民幣，悉數捐給南開。她並非富貴之身，累積的點滴皆源於辛勤工作。老師生活樸素而自奉儉薄，更能凸顯她的心意，從來是一份「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中李杜魂」的詩人與士人懷抱。

就心志和懷抱而言，老師並非典型的當代「學人」，而是新時代的傳統士人，近於現代的知識分子。她在南開拓展的工作重心，由學術研究轉到大範圍的詩詞教學和文化傳承，包括到各地講課和講學，以及在幼兒教育層面推廣詩詞。譬如說，老師曾在音像光碟中分享如何深入淺出地向幼童講解〈詩的故事〉，又曾與友人合編一冊教導兒童學習古典詩的讀本《與古詩交朋友》，更多番做過教兒童古典詩的示範教學。她希望孩童能在從小浸淫、薰習於古典詩的過程中，形成一種根深柢固的文化和內心素養，提高下一代的精神品質。一直到八十多歲，老師仍然穿梭於兩岸三地和五湖四海之間講學，為詩詞和文化傳承盡心盡力。相比學者和詩人身份更突出的，是透過詩詞樹人立德的教育家。

投身於推廣及團隊性教育工作，不免要犧牲部分個人安樂。老師曾在《顧隨全集．序言》提到，近年生活中「訪客與電話不斷，未能從容」。這是成功帶來的名聲之累：作為學術和教育明星，老師的身旁總有人轉來轉去，不容易寧靜養生或保持靜心思考的狀態。她素性溫柔敦厚，而且志在推廣詩詞，願意接受如此代價。

化得清魂無怨悔  空明一念了拘牽

老師曾在〈悼念端木留學長〉中，借用晚唐崔〈哭李商隱〉的詩句「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慨歎「天之生才不易，何期天生之才乃竟為世之所厄如斯」。千古以來，世代皆有運命多蹇的良才賢者，竭盡心力仍徒勞於世；天才大如蘇軾，也被小人構陷入獄，幾乎喪命。然而東坡經歷黃州、惠州、儋州貶謫，始終保持一份「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徹悟；既然踐道者的考驗千古如斯，而生命的淺層結論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那就根本不用比較，落得怨天尤人。

饒是如此，愚子無疑心中慶幸，老師總算是幸運的。她畢竟生於個體發展相對彈性的年代與空間，最終「守得雲開見月明」。然而要守得雲開，始終還得依靠自己。老師移居加拿大後，本以為生活可以安定下來。想不到才二十多歲的長女，竟然在車禍意外中與女婿一起罹難，讓她感到無語問蒼天：「平生幾度有顏開，風雨逼人一世來。遲暮天公仍罰我，不餘歡笑但餘哀。」除了堅韌的生命力外，或許只有更大的情感和寄望，才能讓一個母親走出如此深切的悲傷。這無疑包括對文化和國家的深情與至誠。她數十載風雨隨身，血淚洗禮，卻從來沒有沮喪放棄，反而以堅強的信念和勇毅的實踐，踏出一片海闊天空。用俗世標準衡量，這位學者詩人的大半生似乎詩意不多；然而正是嚴峻的考驗，才會逼出生命的高度、深度和廣度。

三十年前第一次拜謁老師，是乘坐深宵火車從耶魯到波士頓再轉地鐵。如今的社會角色不同，行動沒那麼簡便伶俐；唯有親切與珍惜，隨日而長。這份情感的主調，也許並非個人化的依戀，而更近乎單純的敬仰。一個肩負文化責任、仁厚盡心、轉化滄桑的模範，應該健康高壽，繼續啟導後人。老師需要安居靜養多於招待探望的打擾；然而五年之後，我一定再訪天津。

生命中崇高的智慧、感動和創造力，往往要用血淚交換。某些時候，蒼天會為例外之士安排例外的磨練，縱使例外之士未必會選擇如此磨練或交換。曾在寄奉老師的組詩中寫過，「蒼穹縱負人千遍，人亦無暇枕怨思」，因為生命不在個人，長待建設。凡人無法參透生命的矛盾，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人必須跨越小我的得失悲歡，才能夠開展更廣大的胸襟和更深遠的事業。正如老師在詩中指出，「不向人間怨不平，相期浴火鳳凰生」。後天提煉先天，永遠是因緣的變數，和生命的運化。

（作者為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曾任翻譯系教授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