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野史也承載了很多文化符號和民族記憶。余英時先生回憶童年到少年那段山中歲月，我讀來頗有感觸。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余先生被父親送回原籍安徽以避戰亂。潛山地處皖西萬山叢中，他的啟蒙教育是《三字經》、《百家姓》、《古文觀止》。而他少時讀的第一部小說是殘破的《羅通掃北》，而後搜遍鄉間線裝小說來讀，如《薛仁貴征東》、《蕩寇志》、《水滸傳》、《封神演義》等等。余先生說，認識中國文字的基本規則，這些野史小說比經史古文幫助更大。

我成長於完全不同的年代，那時少兒啟蒙讀物是「劉文學勇鬥地主」──少先隊員劉文學發現地主偷生產隊的海椒，挺身制止，而後兩人搏鬥，劉文學被地主用背篼繩勒死。他的名字成了「紅色經典」，被追諡為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楷模。這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故事編寫得很稚拙，就算真有其事，由小偷小摸而殺人，當屬刑事案件，卻變成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鬥爭，仇恨呈幾何級擴大。這個故事已鑄鍛成正史，迄今劉文學依然是少先隊紅領巾歲歲祭奠的紅色偶像。

幸而五十年代舊社會「糟粕」尚未蕩滌乾淨，我雖未讀過《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但《說岳》、《說唐》等話本小說還看得到。孩提時每次閱讀都如海綿吸水，紅色肥料與前朝糟粕兼收並蓄。在我的閱讀記憶中，野史比正史更具吸引力。我牢牢記住了天下第一條好漢李元霸以及後面的英雄座次排名，卻無法記住紅色英雄譜被革命符咒呼來揮去的眾多名字。再往後就是文革焚書，豈止舊小說灰飛煙滅，新中國的小說也不能倖免。

李煥良押解四人幫

我如一株野草，在知識荒蕪的凍土艱難生長，適逢堅冰迸裂，石頭開花，後文革年代成為了作家。那時如我這輩文壇新銳奉嚴肅文學為圭臬，及至八十年代中期，金庸武俠小說開始風靡大陸，我依然拒絕閱讀，在文學圈談論武俠好像有失身份似的。那年我帶小兒去大連度暑假，偶爾看了《笑傲江湖》，始知那是文學別有洞天的庭院。金庸筆下的人物群像，與我童年記憶之野史演義完美契合，並招展出新的枝葉。

飛天遁地的豪俠只存在於演義之中，儘管有幾個真實存在的武林人物，如黃飛鴻、霍元甲、葉問、李小龍，至今延續着國人的英雄想像。然而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那些名字的光環更多來自坊間傳說及影視渲染，並不曾循競技規則去評出武功高低。倒是我本人見識過真正的天下第一條好漢─李煥良。相信沒有什麼人曉得他，我更覺得不該讓這個名字湮沒，哪怕是留名野史。

卻說一九八六年夏，我和作家劉心武相約到威海寫作兼消暑。正好山東武警總隊參謀長李煥良帶隊在海邊訓練，同一招待所用餐，一來二去就認識了。山東人豪邁，李煥良健談，他的人生充滿奇姿壯彩。一九六四年全軍大比武，各大軍區派出一個戰鬥班比拼軍事技能，結果濟南軍區勇冠三軍，李煥良正是這個戰鬥班奪得個人魁首的戰士。按金庸筆下江湖規矩，李煥良堪稱武林盟主。又因大比武有違「政治掛帥」，羅瑞卿總長下台，「華山論劍」遂成絕響，李煥良之後再無來者。

李大俠是膠東人，在國共內戰時膠東為兵家必爭之地，雙方殺戮之重，莫言小說《豐乳肥臀》有怵目驚心的描寫。李家為貧雇農，是革命基幹力量。於是在國軍和「還鄉團」反覆清剿下，李煥良伯父叔父被殺……按共產黨階級論，李煥良正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紅的黨的兒子，大比武又讓軍冊記住了他的名字。

歷史雲譎波詭，太尉周勃「左袒」故事重現。一九七六年一夕變天，四人幫被執，關押於秦城監獄。鑑於餘震未消，唯恐劫獄和二度政變，亟須最可靠的人出任秦城典獄長。於是高層決策者撇開被謝富治長期把持的公檢法系統，直接在軍隊裏調來李煥良。公審四人幫時，囚車多次來回於秦城與正義路公安部禮堂（特別法庭），都由李煥良押解。他是囚車上唯一攜有真槍實彈（兩把手槍）的人。

江青敢怒敢言　張春橋沉默是金

我結識李參謀長，最感興趣自是四人幫獄中故事。李煥良早已不是秦城典獄長，但牢記組織紀律，只肯吐露若干無關緊要的花絮。他說，四人幫最死硬的是江青和張春橋。江青敢怒敢言敢鬧，咆哮公堂：「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震懾她的氣焰，秦城監獄精選了一班女兵，身高都在一米七以上。據李煥良說，這批颯爽英姿的女獄警反倒甚得江青喜愛，她寫獄中詩都給女警先睹。可惜她們文化不高，不會欣賞，轉頭就往上報告了。張春橋又與江青大相徑庭，他自入獄便沉默是金。上電視受審時他穿的黑布棉襖正反映其性格，原來出庭前獄方要張春橋脫下衣服送去洗熨，暫穿黑棉襖，然而乾淨衣服送回來時張春橋拒絕更換。李煥良無計可施，上級指示：隨他去吧。這就是黑布棉襖的來歷。

姚文元不似王洪文般猥瑣

李煥良回憶，被判無期徒刑的王洪文最讓人瞧不起，動不動就痛哭流涕，對獄警點頭哈腰。某日一隻野蜂飛進王洪文牢房，都引致他精神崩潰。如此膿包卻讓政敵難釋戒心，越王勾踐三年為奴，更為吳王夫差嘗糞便診病，卻臥薪嘗膽復國。以史為鑑，最年輕的王洪文最無望活着走出秦城，於是他五十六歲就死於肝癌。雖則江青喉癌死於仰藥自殺；張春橋死於胰腺癌，但前者七十七，後者八十八，都算得上天年之壽。

唯一服滿二十年刑期出獄的是姚文元。李煥良說姚文元雖唯唯諾諾，言必稱服從獄方管教，他無江青、張春橋之硬骨，卻不似王洪文那樣卑微猥瑣。李煥良說姚「還是有水平的」，這出自武人之口，大抵中肯。姚文元儘管積極寫交代材料，但他深文周納的本事，同樣可用於洗白自己。他咬定只犯過「嚴重錯誤」而不涉「反革命罪」，尤其和林彪反黨集團「掛不到一起」─我覺得這句最屬實。林彪何許人也，怎看得起靠陷構上位的文棍，林彪要上台，王洪文、姚文元斷無生路。不管如何，四人幫活着出獄的只有一個。姚文元熬滿刑期後又活了近十年，二○○五年文革將近四十周年時死於糖尿病。

武夫李煥良鑑人別具一格。從語氣聽來，他對江青、張春橋尚存尊重，對姚文元至少沒有蔑視。至於王洪文，在他看來簡直就是一坨排泄物。只不過，那四個雖在「貳臣傳」奸惡之列，卻都名垂竹帛。反是頗有傳奇色彩的李煥良不入正史，我此文句句屬實，卻形同野史。即便如此，留名野史也聊勝於無。

明代文徵明寫過〈滿江紅〉，對宋高宗「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鞭辟入裏，指秦檜不過是「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逢君之惡意即迎合誘導君王行惡，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四人幫屬長君之惡，他們沒有誘導，那些事本來就是主上要做的。冷眼看如今，修憲、厲害國、習思想、人民領袖……朝中佞臣還真是既長又逢。單說復旦大學詞曰：「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校歌（劉大白作詞、豐子愷作曲）被廢掉，試想某人逢君之惡，將知識貶為權力的婢女，連自己母校都施以宮刑，還指望他對人民、國家、真理有半點真愛嗎？一如四人幫，歷史在另冊早給此等人物留了位置。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