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高行健再邀我去看大型戲劇《野人》首演。完場燈光一亮，我看到了周圍不少文學藝術界熟人，眼眶多泛滿淚光。那是嵌入我生命記憶的八十年代，充滿騷動、渴求新知、富於理想、勇於探索……自從那個時代迸發的星火熄滅，操正步前來填補空缺的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歲月就像宏大詞語的石碾，沉重壓過個人心靈。一轉眼，這些人都老了。高行健是後文革崛起這輩當中的年長者，他今年已滿八十。《論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而更發憤忘食，銳意耕耘；樂以忘憂並非忘記天下之憂患，而是樂在閱讀與創作之中。高行健就是這樣一個人。

高行健獲獎掀爭議

二十年前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我到斯德哥爾摩觀摩典禮。當時北京官方拒絕承認他曾是中國作家，其實對高行健乃至海外作家如我者都無所謂。文學是什麼？它是個人的心史，是作家憑記憶與幻想對社會、人生和人群的詮釋。它絕不是某種既定的意識形態對生活的歸納和認證。優秀的文學作品和傑出的作家，從來拒絕成為國家的徽記，卻是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一脈川河。

高行健獲獎之初，海內外也有過一波爭議，這本尋常事。其實爭議始於更早時，一九九○年暮春一群流亡作家在挪威共商《今天》復刊，對高行健的劇本《逃亡》就有反對聲音，認為純文學雜誌《今天》不應發表政治色彩過濃的作品。及至天安門事件過去十一年後高行健獲獎，海外又有聲音認為他的作品背向政治、背向時代，只剩個人內心這個向度，與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標準不符。

諾貝爾文學獎是什麼？它不是文學奧運金牌，不是至尊光環和標尺。但它絕非政治遊戲或六合彩大獎。諾貝爾文學獎一百幾十年，人們可以列舉出有多少顆滄海遺珠，又有多少獲獎者未能稱得上實至名歸。但沒人能否認它是嚴肅的，它是遵循文學之本質對作家藝術創造的認可。只有那些向來以國家意志和政治準則去鉗制、奴役作家藝術家的極權之邦，才會大量生產文化垃圾。而即使在那樣的國度裏，特立獨行的精神逃亡者也永遠不會香火斷絕。他們在暗夜發光，就像《逃亡》場景裏幽暗倉庫的孤燈，無助地搖曳，不肯熄滅的卻是人性，那是唯一能照亮和辨讀歷史的燭火。

當拉開時空距離再看，《逃亡》內涵超越了天安門廣場的旗幟、標語、高音喇叭和那些纏頭纏臂的紅布帶，亦超越了三十年來關於那起歷史大事件的種種政治評判和道德爭論。權力、暴力還有藉其他崇高名義而劃一的價值，都合力將個人話語和異議話語迫到死角，其象徵就是廢棄的黑暗倉庫。而《逃亡》就是絕境中不同個體的自言自語，猶如我三十年來之寫作。

誤診肺癌穿越生死

高行健的精神逃亡早在青年時代就開始了。自從他燒掉第一批文學習作手稿，就已踏上了不與既定主流價值妥協的反叛之路。一個人的體驗與記憶，既受時代制約，亦有自我選擇的可能空間。高行健反叛精神之猛銳，實難從他謙淡平和的外表看出端倪，他甚至能挑戰自己的肉體與生命。一九八四年我到首都劇場看川劇《白蛇傳》，幕間休息時我出來抽煙，正遇高行健。他這杆老煙槍卻謝絕我奉煙，告訴我他被診斷出肺癌，馬上就要丟開一切，獨自到大西南雲貴一帶浪跡遠遊。我嗟訝而且痛惜，這位正值英年的好友，生命竟臨近凋謝嗎？

接下來幾個月，文化界被「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整肅得一夕數驚，獨不見高行健蹤跡。我在塵寰的擾攘之中彷彿聽見了來自大西南荒山野嶺的空谷足音……半年後高行健回京，我再到北京人藝的宿舍與他聚首，始知所謂肺癌是誤診。高行健卻因此穿越生死線，得以脫胎換骨，談吐間洋溢着對生命的欣喜。他的斗室四壁掛滿彩陶面具，散發西南土著巫文化氣息。他告訴我很多此行的奇遇和傳說，並說結識了貴州一位鄉土藝術家尹光中，即這些面具的作者。他把這位異人帶到北京，希望這一脈民間文化走出鄉野。後來我與尹相識，是個昂藏七尺的粗獷漢子，實難想像高行健那間斗室如何住得下來。再後來《野人》上演，我看到了貴州異人的面具是怎樣搬上了人藝劇院大舞台……

然而，我尚不曉得高行健西南行將醞釀出一部長篇小說《靈山》。但可以想見，他奇幻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是經歷了死亡臨近的淬煉而迸發出來的。看《野人》、讀《靈山》，便能感知到高行健對生命的熱愛，以及對民間文化敏銳的審美發現。儘管他的作品風格前衛，對傳統話語充滿挑戰性、顛覆性，高行健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燈者。一九九八年春節，來美執導《生死界》的高行健到我家過年，在座還有劉索拉、王朔和畫家陳丹青、史濟鴻。大家圍坐壁爐前神聊，小侃爺王朔扯到家譜和姓名學，談到高行健時，我問：「你的名字是否來自《易經》？」他說是，父親就是按「天行健」之句給他取名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自我審查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

說到高行健身份認同之「國家徽  記」─這本來不值得討論，只是一撮國家意志的權威秉承者把它變成了怪誕命題。文學無國籍，威權主義卻斷斷不能接受一個政治色彩雖淡，而骨子裏卻徹底反叛的作家，因而始有「他是一個法國作家，不是中國作家」之官方說詞。這叫做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以集權體制的思維定式，不但作家藝術家是這個制度的家奴，進而全體老百姓都是它的家奴。在後集權時代，可以容忍你不愛它，而決不能接受你公開叛逆它。哪怕是裝出來的順從，也還符合家奴的最低標準，但反叛則顛覆了宗法祠堂的家規，這絕不能姑息。於是高行健的祖國從此對他轟然關上了大門……二○一○年我到巴黎與高行健聚首，他告知，這些年曾有好些中國記者給他做過專訪，最終卻沒有一篇文字能刊登出來。

記得當初官方欽定了立場之後，國內文壇那些黨意志詮釋者輪番出來賣力表演，這還罷了。尤是看到一些曾相熟的文化人之表態，那份閃爍吞吐真不忍卒睹。於是我更真切地理解了高行健所說的「自我審查還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一個人想避免空頭大話越來越難。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向來是互相加強的。只要歷史還在結結巴巴不講真話，流亡的寫作就是必須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家園終歸是無法上鎖的，逃亡者高行健就在這個家園裏完成了他自己。而我也一直在流亡之途跋涉，隔着被異鄉山脈與林冠勾畫的天際線，我聽到了漢語大海浩瀚的喧響。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