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與士大夫（Chinese Imperial Scholars）不同。士大夫有循中國國情發展的軌跡。孔孟的春秋時代的士大夫，反而最接近西方知識分子，知識人和君王之間可以「坐而論道」：孟子與梁惠王對話，魏徵向唐太宗質疑時政，其時中國的古典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思想自主權，即使後來儒家發展了君高於臣、父高於子的等級文化。

這一點，台灣歷史學者許倬雲認為與北宋開國的趙匡胤陳橋兵變起家、以後又「杯酒釋兵權」有關。宋太祖之後，中國的士人矮了一截，無法像俄國托爾斯泰、法國伏爾泰一樣，在政權之外，擁有思想言論的自主權。

其中的科舉制度，是約束中國士大夫，無法轉型為知識分子的原因。為國家服務，亦即為君主家天下服務。即使能為君主家天下服務，也要通過科舉考試，最後閱卷的殿試是皇帝本人。

中國的民間讀書人（Commoner Scholars）要晉身為士大夫其中要科舉制度的加持。能進入翰林院，獨立人格已經閹割了一大部分。

所謂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在中國人社會，從此成為問題：忠君先於愛國，而愛國的那個「國」，其實是朱姓皇帝或愛新覺羅的家族朝廷。

英國人參照了中國的科舉，在英國設立文官即政府公僕考試。辦法是將科舉制度的優點，注入於根本不必獨立思考的文官選拔方式。換言之，英國的內政大臣、國防大臣、外交大臣，不從科舉文官考核制度中產生，而在民間選舉中產生。

議員而成為內閣，內閣而本身做了首相與大臣，則由科舉制爬上來的官員，不需要獨立思考，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內閣，擁有獨立思考即可。

但中國人社會不同：科舉制度的讀書人在功名後成為士大夫，上有帝王家族，世代壓抑，中國人社會則不可以出現伏爾泰和托爾斯泰。

唯一例外是民國的北洋時代。因為沒有了帝制，地方割據，北洋政府頭目俱是軍閥，反而能以最大的胸襟尊崇知識分子。閻錫山、張宗昌、張作霖，奪得權力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辦學。辦學則須以知識人為獨立權威，因此中國人社會三千年自春秋戰國之後，以北洋時代最多西方意義的知識分子，否則不會有「五四」，此黃金二十年之間，民國之思想最活躍，中西論說最能交融。

今日大陸的任志強和許潤章等，再「敢言」也在「黨國制度」的籠子裏。他們最多也只能以魏徵或蘇東坡自居，但侍奉的皇帝又與唐宗宋祖之類不同。

至於香港，殖民地教育，英國人提防知識分子質疑其管治的合法性，對於錢穆與牟宗三雖有疑忌，暗中還相當欽敬。

香港一百年來出現律師和醫生，只是「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本身又依從英國殖民地政府安排的立法局、行政局、馬會、馬主的一條成功途徑向上爬，香港也未能出現真正的知識分子。年輕時參與讀書會的司徒華不算。

中國人無法現代化的悲劇，在於Scholars、Intellectuals、Professionals這三個英文詞彙之間無法交融而轉化。這是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大綱目和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