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抨擊「極左」禍國殃民

圍攻方方的喧囂庸眾，就是《盲人鄉》失明者。方方一再抨擊「極左」禍國殃民，我覺得這是一種借代，畢竟今日之社會多稜鏡光譜已非昔比。如果說文革遺老遺少是《一九八四》極權時代的菌類，當下蔚為大觀的愛國發燒友則是《美麗新世界》後集權時代的苔蘚。「極左」如新冠病毒那般幾經基因變異，從用蘋果手機滿世界抵制別國的小粉紅，到紐約豪車遊行高喊「中國加油」的富二代，再到偽書法家和偽太極大師……現今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是欽定國家話語，信眾香火鼎盛，愛國愛到智障腦殘者比比皆是，更不乏吃愛國飯和跪舔權力的奴僕與師爺。以「極左」一言蔽之，不甚精確，卻可意會。

我和方方一樣，都是後文革拱出龜裂岩層的文學芽苗，靈與肉都刻寫着浩劫鞭痕，對任何禁錮思想的崇高話語都有免疫抗體。彼時左派族系圖譜較易辨認，其理念來自腦際深植的信條，那個年代連左派都左得相當真誠，不似如今那樣多假冒偽劣。

畢生批判鬥爭的李希凡

我認識一位名頭很響的左派─與姚文元齊名的李希凡（圓圖）。當年有道是「南姚北李」，李希凡出道比姚文元更早。一九五四年他和藍翎合寫〈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批判俞平伯的紅學論說。那時他們都是二十歲出頭的青年。毛澤東讀此文擊節讚許，當即欣然命筆，寫下〈關於《紅樓夢》問題研究的信〉，從批唯心論進而批判胡適的自由主義，捲起了思想文化界的第一波革命狂飆。

李希凡從此鯉躍龍門，鬥志愈堅。他批《琵琶記》的封建流毒；批「鬼戲」；在哲學領域批楊獻珍的「合二為一」；在史學領域批翦伯贊的「讓步政策」……李全部履歷都在批判別人，卻錯失了最重要的一步，竟被稍遜風騷的姚文元後來居上。當年江青先找李希凡，要他密切注意《海瑞罷官》，這齣戲「有問題」。李未能心領神會，遂讓姚文元奪得頭籌，〈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了點燃文革燎原大火的第一根火柴。不過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日後李希凡免去牢獄之災，實乃天幸。

我說認識李希凡，失之誇張，我只在中國文聯和作家協會幾次會議場合見過他。其實我認識的是藍翎，他為人樸實而且待人誠懇。藍翎主持《人民日報》文藝部時數次向我約稿。

〈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本是李、藍合寫，但兩人早就形同陌路。那篇檄文藍翎寫第一稿，李希凡第二稿，第三稿還是藍翎執筆。關於此文的思想主旨誰付出更多，不便妄言，那無非是青年人套用蘇聯文藝理論，進而用階級觀點去看《紅樓夢》，卻正合聖意。可以斷言，該篇文筆絕非出自李希凡之手。藍翎筆端有文采，也好寫雜文針砭現實，其中雜文〈面對着血跡的沉思〉惹惱北京市委，遂將他打為右派。按說藍翎身為被毛稱讚的兩個「小人物」之一，本可過關，但書生氣十足的他並無渠道上達天聽，而李希凡不但袖手旁觀，更「落井下石」（藍翎所言）。就在藍翎劃為右派這年，李希凡「光榮入黨」。他始終認為藍翎打成右派咎由自取，只怪藍愛寫「偏激雜文」和「不識時務」。

延至後文革，李希凡終於失勢，接替他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的正是藍翎。李希凡調到座落恭王府的馬列主義藝術研究院。我不甚清楚它在研究什麼和研究出了些什麼，只知道它養着若干前朝遺老和失意左派，比如馮其庸、黎辛等。我去過恭王府，裏面亭台樓閣，蟬噪愈靜，鳥鳴更幽。據某家紅學考證，恭王府正是《紅樓夢》假託的侯門巨宅。當時中國文聯一些閒散單位設在這裏，倒是養老賦閒的好地方，但對畢生都在批判鬥爭的李希凡實在太寂寥了。自胡耀邦廢止對文藝作品與學術思想的整肅，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的說法被廢棄。甚至李希凡的單位也被易名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招牌上連馬列主義都革去頂戴花翎了，左派在那個改革年代真是難覓存在感。在我印象中，李希凡不苟言笑，也很少人與他攀談，望去滿腔憂憤都鬱結於眉宇，儼然一幀逝去時代的肖像。

紅衛兵又回來了

和今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同，當年左派確實大多有信仰，左得純粹。記得胡耀邦驟然下野之後，失意已久的左營陡地軍心一振，乘勢開張了《中流》、《文藝理論與批評》等左派刊物，後者正由藝術研究院主辦。我從來沒讀過任何一期，故無觀感可談。再後來世情繼續翻覆，證明李希凡確是識時務。「八九民運」藍翎支持學生訴求而被撤職，而李希凡則因勸阻藝術研究院上街遊行而立新功。然而後「六四」的「反和平演變」並未持續太久，泛社會就掀起「下海」狂潮，全民悶聲發大財。文學坐落冷板凳，再也沒有起身，左派們的理論與批評就更無知音了。我去國後不但一度疏遠了文學，連李希凡是誰都要想一陣才記得起。惟是讀過網上《南方人物周刊》的李希凡訪談，他說：「毛澤東晚年是有點錯，但是毛澤東思想，就是今天，我們能離開嗎？離不開！我們現在的政策口號、文化批評，能離得開嗎？離開能行嗎？我看不懂那些現在流行的什麼西方的主義！我也看不出現在的一些文藝作品好在哪裏─王安憶《長恨歌》那是什麼主人公啊？有什麼積極意義呢？作者的態度也是問題，對那樣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沒有點批判意識……」

這讓我聯想起方方。文藝是「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工具，這個毛時代的金科玉律，後來真是有點「離開」了。李希凡的憂憤終於有了磅礡迴響，原來靠理論批評不行，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還是靠革命運動更靈光。現在滿耳是戰狼式喧囂。方方之後，梁艷萍教授、詩人王小妮也被揪出來，大字報、集體舉報、窮追猛打、深揭狠批、鬥倒鬥臭……這在一切都似曾相識，紅衛兵又回來了。曾以為遠逝的時代，其實離我們還是那麼近，其實它根本就沒離開，就如病毒變異，已在人群中找到新世代宿主。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對於善忘而又忠順權力的人群，李文亮用生命寫下的這句話真是白說了。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