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俠客精神」，與英文的Gallantry不同。Gallantry固然是一種俠義，但澳洲和英國在中世紀，政治沒有中國歷代昏君時下的那種黑暗，羅賓漢劫富濟貧，在森林裏的生活與城鎮之間，也沒有中國唐宋期間發生的經濟和運輸。東西方社會結構的不同，決定了「俠盜」和官府的關係。

香港人只熟悉武俠小說中的俠客，羨慕他們擁有各種近乎魔幻的功力，但俠客的精神，香港人並不熟悉，因為香港社會一百幾十年來，都靠英國的管治制度，現實中遇到問題，可以依靠公平的制度與獨立的司法，並不需要俠客。

賈樟柯的電影從現實的角度，表現中國文化的俠客精神。中國文化的精髓，如果孔孟老莊，各佔光譜的兩極，其中的灰色地帶，就有「俠客」的一席之地。

俠客本來分兩家：「游俠」與「刺客」，游俠是不受所在地域的規限，游劍江湖，古人首重土地分封，宗土所在，離開自己的地域，是對世俗的一個突破，享有不受束縛的自由。刺客是游俠的暗影，奉命暗殺，身份潛藏，亦多屬Part-time的兼差，不像游俠全職之曝光。後世最接近游俠與刺客之風格的，應屬日本武士。

游俠與刺客，干犯社會規範，像脫疆野馬，不能說完全無害，孔子絕對不會讚賞俠客，法家更加視如仇寇，但是司馬遷對他們很欣賞，因為司馬遷的時代，經過戰國與暴秦的衝擊，文化發生了質變，奸小當道，以暴易暴成為不得已唯一的選擇，俠客冒起，正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聖人絕跡，只有俠客稱豪，因為這是一個亂世。

中國的千古第一俠客，當然是荊軻。荊軻本來只算刺客，但「士為知己者死」，為了拯救燕國，刺殺暴秦，甘願捨身。可惜事與願違，否則荊軻拯救的，就不止是小小燕國，而是整個中華文化，中國國運受詛咒，由此開始。荊軻雖然失敗，但俠客自此成為正義、勇氣的象徵。

但畢竟風險太大，現實中負擔不起。當刺客比較容易，三國時的達官豢養門客，暗殺政敵，譬如孫權的長兄孫策，即死於刺客之手；游俠的事業比較難當，因為必須有經濟基礎，否則如何仗義解困？因為俠士，既不吝千金，又有一身好功夫，抱打不平，扶貧濟弱，替天行道，只能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幻想。

因為「俠客」缺乏真實的社會基礎，行俠仗義，只靠個別俠客，代價太過高昂了，效果也極其有限。中國國土廣博，人口眾多，法治建立不起來，人權更從何說起？皇帝專制嚴密，尚且管理得一塌糊塗，只靠幾個義膽忠肝的俠客，「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青刃過處，決眥長嘯，畢竟是一俠之力的小恩小惠，一士之微的小修小補，對於整個社會缺乏公平正義的現實，豈有回天之力？一劍出鞘，就算能殺光惡棍歹徒，但對於腐朽敗壞的靈魂，又能拯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