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產階級不但不幸福，還自稱「中慘階級」，他們付出多得到少。香港的打工族有三百六十多萬人，但交薪俸稅的人只有百分之四十七，公屋、居屋、退休長俸、交通津貼，還有什麼十三個月的綜援，中產階級一概無份，獨力面對一切生活壓力。

但歐美中產階級最近也流行重新定義「生活品質」。對於生活品質，香港人曾經只有一個概念，就是「豪」：「食得豪」、「住得豪」，一個「豪」字，金碧輝煌、魚翅燕窩，加LV、Prada之類，是一個豐盛的符號。

然而「豪」（luxury）是否就是品質？有品質的生活，不專指物質的奢富，還有精神的餘暇空間之意，正如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對中產階級的定義是享受咖啡、看法國電影，這不是「曬命」，而是因為「有閑」，在匆忙的時代裏，擁有閑情逸致才是奢侈。

奢侈到底是什麼？在中國人社會，奢侈代表Lafite、Hermes手袋、Armani黑西裝，但是出產這些奢侈品的歐洲國家，不是法國就是意大利。中國人有沒有想過，每年八月，巴黎人傾城駕車外遊，丟下一座空城，讓來自小農社會的東亞暴發遊客，在春天百貨公司狂掃名牌，而巴黎人自己卻以「冇眼屎乾淨盲」的瀟灑，穿着便服，拿着一個野餐的竹籐籃，暢遊他們心愛的田野鄉間？

為什麼法國的葡萄園，園主從來不穿Chanel和Prada，而意大利聞名於世的情趣生活，是青石的舊街、土黃的古牆、銅鏽的陽台欄杆，和在小天台上當空晾曬的淺藍色床單？

重新定義生活品質，就是讓東亞的暴發社會，在金融海嘯中有機會反省：到底在「富裕」與「豐盛」之間，在「物質富裕」與「心靈豐盛」之間，在Price與Value之間，一味追求GDP的民族，即使擁有了世界，卻失去了靈魂，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中文卻有兩個字：「閒」和「閑」。前者是世俗的：「閒人免進」、「閒人閒語」，後者則是「笑而不答心自閑」。前者是世俗裏的無聊，後者則是清高裏的陶潛與王維。英文有所謂leisurely，未及「閑」的道家意境，正如中國人對於「幸福」，也流於物質的豐富、婚姻的美滿、子女讀書能升學美國的長春藤，對於一個中產階級的中國女人，這一切生活品質之具備，就是所謂的幸福。

然而，在抱怨生活壓力之前，不妨重新定義何為生活品質，狄更斯的《雙城記》開卷第一段：「人們面前一片豐盛，人們面前也一貧如洗」（We have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ve nothing before us.）不也正是這個意思？

這是描寫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狀態。去北京上海，從鳥巢、水立方到金茂大廈，遊客無不為we have everything before us的一個物質現代化的中國而讚歎。然而，每年二萬宗的上訪維權事件，在貪官圈地，加劇貧富懸殊的衝突下，如果不限制「境外記者」的活動，另一個we have nothing before us的社會真相，就會暴露於公眾視聽。

真正的品質是內斂的充實，而不是外露的浮誇；是潛藏的力量而不是吹水的包裝；是成績不是口號；是眼角幾絲性感的魚尾紋，而不是打了Botox的肌膚。為什麼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全民反而可以享受一個小時午睡的慵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