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工作是趨勢

在家工作這趨勢在疫情結束後，恐怕不會終結。一來在家工作減少交通依賴，有助減排，舒緩全球暖化的壓力。另外，在科技的支援下，若果生產力（productivity）不變，但成本下降（公司少開冷氣、用水也會少了），雇主容許在家工作，何樂而不為？

也許，這只是一個適應的問題。但若我們能作一點哲學思考，反思古今，也許能有更廣闊的圖像去考察自身，並認識家和工作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們更能掌控我們的生活和未來。

在家工作是不是一件好事？

家，在希臘和中國都是社會構成的單位，它聯繫生產，看「家」一字，就看到蓄養的豕，《毛詩故訓傳》說：「豕，豬也。」家是生育和生產的單位。但工業革命後，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生產工具、原材料亦掌控在資本家手上，人們要到工廠上班了，工作也高度分工，你在家根本不可能生產工廠的產品。就算能，也不可能達到工廠的生產速度。因此到工廠「返工」是必要的。家和工作也脫了。

踏入知識型社會，着重的卻是關係網、制度和契約。在疫情期間，不少人簽文件，也可以用視像會議和便攜式文件格式來替代，因為無形的東西，例如專業帶來的信任和確認，會比真正「在場」重要。在現代世界，如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人們已能抽離具體的脈絡去活動，比如我們都採用容許各種不同活動進行的公曆，而非用只針對農業用途的農曆，就是一例。

若問這樣是好還是不好，恐怕沒什麼大意思，因為不同的社會形式太過不同，根本欠缺比較的共同基礎。但我們倒明白為何一些工種為何會容許在家工作。但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等著作提醒我們，形式會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比如用會議軟件，我們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多時間，自己看着自己開會，這會否令我們沉迷自己的一舉一動，太過自覺？不用多說，老師都普遍發現學生的注意力於網上教學中大降，這不但是自律的問題，也是我們在電腦前總有很大的慣性去看東看西。但在電影院看戲我們會專心一致，在老師面前我們多少會誠敬。我們也要留意科技帶來的「便利」的代價和前因後果︰常有人說學生在網上更樂於發表意見，但這不就是反映他們對更高要求的表達卻步的後果嗎？我們為何寧願按鍵打字卻不願發聲？這都是我們運用軟件在家工作或學習時不能忽略的一些影響。

生產是否等於工作？

家與工作，這兩領域都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成員往往不能選擇，亦是我們身份來源，甚至是人生意義的主要所在。但兩者運作模式不同，家以愛、關懷、忠誠為主導，工作則以成就取向為主導。所以要在家工作，人們很容易感到混亂和迷惘。想想，你剛被老闆罵完，轉頭你的兒子又在「扭計」，禁不住大罵他一頓，權力位置「瞬間轉移」。雖然乘車上班下班要花時間，但卻是讓我們調整邏輯的喘氣位。

另一個最令人難受的地方，是很多人根本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每日上班，都像神話那個不斷推石頭上山，但石頭最終還是倒下來的西西弗斯。很少人如卡繆那樣覺得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作家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這樣描述工作間︰「在辦工室裏有五個人是我害怕的。」每天企盼的，則是會有一份更好的工作。

究竟是為了工作而活，還是為了活才工作？我參與公司的生產活動，我受薪，我有一份工（job），但我真的在工作（work）嗎？現代社會，很少人能在工作當中找到內在價值、意義，部分原因，或者出於我們都被看作只是一粒螺絲而已。大家的聲音不會被重視，決策總是由一層一層的官僚體系決定。最近離世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的Bullshit Jobs便道出了全球勞動市場愈來愈多沒意義的「狗屁工作」，雖然有些薪金不錯，但仍是做損毀精神、貶低人格的無聊事。將不愉快的工作搬至家中，恐怕對一些人來說，連「家」這最後一片樂土也淪陷了。人的生命，由不同的領域建構，工作歸工作、家歸家、朋友歸朋友、政治歸政治，將不同領域合二為一，或者再沒有分際，恐怕會產生新的問題。就像在家庭的通訊群組作政治討論，最終大家都受不了，連原有的愛都蒸發了。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