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在疫情

筆者研讀哲學，很想知道哲學在這當下究竟是無力，還是仍有「無用之用」。做點資料搜集，發現不少學者都密鑼緊鼓陸續出版有關哲學與疫情的文集。Fay Niker和Aveek Bhattacharya編的Political Philosophy in a Pandemic: Routes to a More Just Future就引領我們去思考疫情引發的政治哲學問題。當中與我們相關的問題包括︰我們該如何分配稀有的醫療物品？疫情是否反映了經濟的不穩定，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保障，或者基本收入保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因封鎖而改變，這又如何影響了民主的實踐？

疫情不只令人們上學上班都有很多限制，不少地方的選舉也要延後。這到底是否合符民主的精神呢？但從公共衛生的角度，我們又應否在疫情期間舉辦選舉？Alexandru Volacu在Political Philosophy in a Pandemic有一篇文章"Should we hold elections during a pandemic?"就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Volacu是羅馬尼亞的政治哲學家。他指出疫情期間的選舉處於一個「三難困境」（The pandemic electoral trilemma）。首先，我們會同意選舉要提供一個平等參與的機會（equal opportunity），這是平等尊重（equal respect）。第二，我們都會認同選舉應讓選民能在不受壓力下去作選擇，這是自由選擇（free choice）。第三，政權應由大多數公民選出，這是普羅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也是合法性的來源。但是，在疫情的任何選舉政策，都似乎不能完全滿足以上的要求。為什麼？因為親身投票或會令疫情惡化，不同地區和年齡的人會受到不同的風險，因此也會影響他們參與投票的機會。對於較高染疫風險的老人來說，他們就未必會親身投票，這不就是違背了第一個要求？於是，一些人就會想到用郵寄或電子投票等便利方式去投票。但這又可能會引起私隱和選舉不公的問題。在大數據的世代，選民的選擇甚至可以被官方知道並且加以操控，選民難以自由選擇，違反第二要求。最後，若為了避免以上情況而延後選舉，則會令人質疑政權的合法性，甚至助長了極權。

這三難處境看來難以解決。但Volacu指出我們並沒有一個「適合所有情況」的政策，但卻有「適當」的決定方法。關鍵是我們要明白和遵守以上的原則，然後就不同脈絡作安排。比如日本和意大利的人口較為老化，親身選舉和便利選舉都不能讓年老選民大量參與，延選可能是一個較好的政策。另一些地方則已有便利選舉的經驗，紀錄上亦沒有嚴重的舞弊或者私隱問題，則可以用便利選舉的方式來處理。雖然沒有十全十美，但若能對民主選舉價值有所尊重和堅持，疫情期間也能找到可接受的選舉方法。

專家的地位

另一個疫情期間的問題當然是自由受限的問題。無論是封城或者保持社交距離，都對我們自由有所影響。為何我們要服從限制我們自由的「命令」？一來是法律的要求，二來是「專家話」。

但我們應如何對待專家的見解？面對疫情，專家也未必能作出一定正確的判斷。普通人（layman）則也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無論是對疫症的看法、染病的經驗，甚至治療方法的見解，都不難在網上找到。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的普及，人們就不自覺地處於這種情況︰我有自由就疫情說話，聽我喜歡聽的話。專家的話不一定正確，且經常改變，又不容易理解，就未必得到正確的對待，或者被冷落了。

Viktor Ivanković和Lovro Savić兩位學者都研究公共衛生的問題，在"Deferring to expertise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同樣收在Political Philosophy in a Pandemic）就較為全面地指出了普通人跟專家在疫情都有責任。普通人首先不能高估自己對疫情的理解。或許我們跟專家一樣，都同樣在經歷疫情，但我們始終沒有專家的知識和技能，更沒有能力去回應新的問題和資訊。但普通人也不是盲從專家，專家有不同的「往績」（track record），可以讓我們去判斷哪個較可信。在傳播有關疫情訊息時，也就能更小心和明智。作者並不以為我們應動員別人違抗專家的建議，這對於現在盛行的KOL文化來說，可說是當頭棒喝。

然而，我們都要理解普通人抗拒專家意見的原因。祭出「專家」二字並不代表人們就會照單全收。公共衛生的專家也要將公共衛生的重要性放在民主社會的脈絡去討論，而非他們說了算。

專家的建議要清楚明白，也要向公眾使用新資料去解釋他們的推論過程。他們更要對與政治和經濟的壓力和影響自覺，以保持公眾對他們的信任。與公眾溝通時，要保持謙遜的態度，而非自命精英。

普及化知識是重要的，因普通人會更容易理解專家的建議，也可以幫助專家在大眾間作澄清和篩走一些不合理的資訊。到這裏再反思我們在抗疫期間精英和大眾的合作，似乎還有很多可努力的空間。

哲學和政治哲學並不是智性遊戲，只要政治哲學家保持對生活的敏感，絕對可以引領大眾對如此漫長又影響深遠的疫情作深刻的思考。何況在這「危機」的年代，即使疫情告退，另一些危機如全球暖化引發的極端天氣，仍會帶來類似的問題。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