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接連網課，以及突如其來的暑假，身邊朋友便從好奇的目光，轉為質疑或是敵視。所有日程如果不記下來就不會存在，所有痛苦不宣之於口，亦不需重視。我無從申辯。老師在不少人眼中，就是由學校畢業，緊接着投身學校再等待畢業的人，世界怎樣瓦解，我們仍好端端地活着、安然。他們是這樣想。

學與教本來就是無形的，像鐘表般荒謬，把虛無的概念鑲嵌在實體工具裏，掛在牆上，別在手腕，提醒自己和別人，刻度如何艱辛地攀爬着。校舍披落下透明的帳，外面人影流動，他們汗流浹背，偶爾把臉貼近茶色玻璃偷看，便肆意斷定內裏的人都輕鬆自在，那絕不應該，卻不去理解這「愉快學習」是重複播放，時間軸顯示為無盡。

到底從何時開始，日程表失卻了記錄功能，繼而進化成衡量的標準？對師生而言，那些以Excel填入的數字、名稱，每一次剪貼都有回聲。我是不止一次聽到家長希望我們多補課、多給家課，尤其在九節恆常課堂和課外活動以後，學生更需要一列獄卒監管，避免走失。

秒針因而頓成了凶器。少年仰頭數算它走動節奏，挾着希望，我們這些成年人卻知道，他們可堪回憶的青春，也逐點逐點被割掉，剩下一片荒地，他們也不懂跳舞。像留守相同空間，已然成長卻沉默的我們。

留白即自由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隨着這兩年疫情嚴峻，香港教育界早已對不能面授課堂時的「網上教學」方式耳熟能詳。師生無奈之下也只能重返洞穴，看那「牆上的影子」，擬想是「真理」的原型。香港的師生近兩年來進入了嶄新的學習模式；後來即使能面授課堂，因要避免一頓午餐，也只能上半天課。

有一部分學校仍然安排下午「網課」。上午實體面授，下午重回「窩居學習生活」。也有部分學校，順便訓練學生的「自主學習」，下午沒課。每天悠長下午，到底做什麼好呢？這原是學生的課題，卻變成了家長的煩惱。筆者的朋友訴苦：「你們做老師真好！半天工作，難為我們家長一邊在家工作，另一邊也苦於為子女『安排節目』─總不成天天也『打機』六小時吧？」的確，我們怎能要求每位家長也是「教養達人」，每天講故事、做手作、一起「焗蛋糕」？何況也不是每位家長也能「wfh」。所以，把學習的責任還給學生吧。試回想我們小學時的半天課，下午時光可以好好揮霍。即使是休息和發呆、做一些無聊的玩意、看卡通、看漫畫、閱讀、看街上的車和人。做這些無聊的、看似無目的之事情時，我們也不知不覺在遊戲中學習決斷力、創意、整合協調；有空間讓我們讀「閒書」、靜靜地沉澱生活的感覺，這些觀察和體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創意和感受力的人。

留白即自由。實施半天課，把空間留給孩子吧─可以選擇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學習」。師長當然也可以適當的介入，導引其發掘志趣，甚至一起研探課題，教學相長。下午的「留白」，正好讓學生自訂「目標」以自己的節奏學習和進步，也許這才是更有益的、深遠的成長學習。

帶着蝸牛去散步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林嘉頴老師

二○一九年至今，香港人已被偷走了接近三年的時間，社會幾近停擺。受活動空間所限，大家不得不學習另類慢活。一眾莘莘學子的學習模式，也由全日制面授課程，改行半日制，乃至全面網上教學。有不少家長形容家中網課是另類困獸鬥，考驗各人情商。

因應這次「困局」，社會各界再度反思全日制與半日制孰優孰劣。全日制的設計原意是讓學校「可以為學生提供一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舉辦多元化學習活動、增加師生溝通時間、促進學生全人教育。然而，現實中有多少學校真的能遵從設計原意，而不是利用「多出來」的課時來追趕教學進度？

即使在病毒肆虐的今天，不少學校都各出奇謀來追趕教學進度：不能全日制面授、只可行半日制？那麼學生面授半天後回家再網課吧；半日制也不可嗎？那便全日網課吧！是的，課時是追回了，但成效呢？追趕過後，學生還有時間精神來閱讀、溝通、全人發展嗎？

全日制的原意是好的，但需在不被扭曲的情況下才能達到理想。半日制則賦予家長和學生可有安排時間的彈性，讓他們按自己的興趣能力安排課後活動。看書、聊天、睡覺，無一不可，精神上的滋養便在日常中慢慢成形。就讓我們帶着蝸牛去散步，陪伴他們走過每一個學習階段，一起細看沿途的風光。

減少課時未必是最佳方法

投稿人　學思

偶爾看見關於香港學生學習時數過長的討論，討論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香港教育環境與時代變化的影響。

不少聲音提倡減少學童的課時和功課量，讓學童擁有更多自主的發展空間，無可否認，教育工作者一直尋求何謂理想的教育生態。然而受時代及外來文化影響，近代父母被「贏在起跑線上」的育兒觀念薰陶，越來越注重子女學科及其他潛能的發展，在課後為子女安排各類培訓班和興趣班的現象十分普遍。

在筆者工作的學校，學生上學時間約八時，放學時間約三時十五分，平日需上九節，每節三十五分鐘，一天內有三個小息，對學齡階段的小學生而言，這時間表涵蓋學科和術科的學習需求，這對學童在常規場所的課時來說乃屬正常和合理。學生三時多放學，可以看出常規學校的課時已為學生規劃恰當的課後自主空間。換句話說，香港學生學習時數過長並不單是學校時數的問題，更源自環境文化因素的影響。在精英教育的環境氛圍下，學生失去童年生活是因為課後沒有足夠的空間釋放身心，反之需要繼續參加各類課後的學習班。那樣，減少學校課時是否就能還學童快樂的童年？父母會否在課後仍為子女安排不同的培訓班？

在此文化背景下，減少課時未必是解決學童壓力的最佳方法，學校又是否應該遷就現時的社會風氣要作出改變？就香港社會結構而言，不少家長屬雙職父母，假如減少學校的課時，亦可能衍生出父母無暇照顧子女、馬太效應等問題，因此要達至減少課時的最終目標，創造平衡的學習生活，需要大型的社會性的教育政策工作，不是簡單減少學習時長就能為學童建立出理想的學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