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紀錄片拍攝和製作期間應該遵循的「操守」，實在是一個永遠也探討不完的話題。香港的紀錄片文化長期薄弱，大眾對於紀錄片認知不足，在近期因《給十九歲的我》所引發的爭論表現出來，製作方被指責不尊重被拍攝對象，甚至有人希冀在媒體中通過對「倫理」的討論而普及紀錄片。每一位紀錄片學生或導演，在拍攝首部非虛構作品時，就需要處理和被拍攝對象的關係，不論結果如何，拍攝的過程都是雙方相伴走過一段人生旅途。到了素材以影片的形式完成，雙方的感覺不盡相同也毫不稀奇。多數紀錄片導演會自覺檢視自己有沒有在紀錄片「真實」的光環下，透過剪接和敍述，改變或重構了事情原本的面貌。事實上現有的各種紀錄片型態，觀察式的「直接電影」也好，參與式的「真實電影」也罷，亦或美國理論家Bill Nichols提出的詩意、詮釋、反思和展演等紀錄片形式，無不指向每一位創作者所認同的、多重意義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