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黃春明交往凡四十年，期間也做了訪談。

黃春明二○一一年九月來香港參加世界華文文學聯會五周年和香港作家聯會自置會址誌慶，期間應《明報．文化人間》之約接受訪問。當時我掛了〈文化人間〉特約主編名義。

把小說還給大眾

黃春明是耿直的人。記得我問他是否長駐宜蘭？他在宜蘭有一個百果樹（原名百果樹紅磚屋）兒童工作坊。

他一開口便滔滔如流：

我整天都在外跑來跑去，但如果你們過來，我會給你們找出名的民宿，我們可以去海邊買魚自己燒着吃，把電腦帶上，一邊工作一邊休息。現在的都市人太可憐了，自己都沒有解放，怎麼解放社會？

這不僅僅在觀念上，還要變成行為。我們以前鄉下人，「知難行易」，現在「知易行難」，道理很多卻不會做，學以致害，包括文學也是，看不懂的才是好的，大家看得懂就不好。就像王文興在其作品《家變》、《背海的人》等小說，獲文學獎，但大眾看不懂。我在我的雜誌《九彎十八拐》中就說到，把小說還給大眾。

黃春明對台灣現代派作家不以為然。他與「大眾看不懂」的作家迥然不同，他要把文學還給大眾。

桃花源就在你腳下的土地

他講到他得意之作—

老少咸宜的舞台劇《稻草人與小麻雀》巡迴演出，我在宜蘭做了六千個稻草人，把稻田都布置起來。我準備好漂亮的材料，請當地的小孩子幫我們做。我想把全世界的稻草人都集合起來。我們在國家劇院演出過，我演爺爺，我講閩南話，小孩子們都講普通話。我們講稻草人和麻雀的關係，講族群和諧，講保護地球。

麻雀平常要吃蟲，如果只吃稻子的話早就死了。農夫很忙的時候它們也幫忙抓蟲，到了稻子收成的季節就來吃些稻子，它們說，我們這麼小，腸子又這麼短，只在這裏吃一吃，又不帶回家，你卻趕盡殺絕。很有趣的童話，又是老少咸宜。在國家劇院的四場都爆滿。

很早以前就編了這些劇本，還有一部叫做《小李子不是大騙子——新桃花源記》，我們是「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我卻覺得一個小孩子進去才好玩，並且前面寫到陶淵明先生有一天來我家，我說我把你的〈桃花源記〉改編一下好不好？他說很好。他一直在找東西，要喝酒，我不會喝酒，就拿着半瓶剩下的XO給他，他就問，「XO」兩字，像交叉的銅錢，是什麼意思？我說這是蕃邦的酒，他又要下酒菜，我在翻冰箱的時候，他一隻手伸過來問我那一瓶是什麼，我說是豆腐乳。他說，嗯，豆腐乳下酒不錯。於是他就用筷子挑一小塊放在嘴巴，再把酒一餵，「好！」你想想看，豆腐乳配酒的味道。

黃春明說道：「桃花源找不到是對的，找到的話，人類就移民過去。」

他莊重地說：「真正的桃花源是從零開始，避秦之亂到東晉才六百五十年。但我的意義是，桃花源就在你腳下的土地，問題是你有沒有那個心、那個希望去找。最後，那首結尾的歌非常的好聽，桃花也遍地下來。」

說着，黃春明跟着動情的唱起來：

聽哪，讓我告訴你，那美麗的桃花源在哪裏！

聽哪，那美麗的桃花源在我的心裏，在你的心裏，

美麗的桃花源在我們的村子裏，

美麗的桃花源在我們的心坎裏，

聽哪，那美麗的桃花源在你我，我們大家的希望裏。

我們大家都有希望，你腳踩的這塊地都會變成桃花源。

黃春明悻悻不平地說：「宜蘭原本有些稻田的空間，但是李登輝把稻田買賣的法規廢掉了。原來稻田不能買賣，而(李登輝時代)稻田卻被賣掉蓋成了小小的房子。其實，人類從核能時代、核子戰爭的時代、電腦時代……沒有時代像現在的名字那麼多，以前的石器時代要走上萬年。但我認為任何時代都會過去。」

漢文在東北亞就像歐洲的拉丁文

黃春明曾說過漢文是我們文化的DNA，很有見地。中國文學只要有普及意義，才顯得有活力。

他指出：

老百姓看文學一定要套用文學的理論道理嗎？就像我們在吃飯一樣，營養學家也要吃飯，但營養學家不一樣，他們懂得各種營養的分子結構式，也懂得將產生多少熱量，但吃下肚，他會不會比我們消化得更好？有些物質結構、理論就好像一個時代的流行品一樣，但是「半部《論語》治天下」，中國過去人們不認識字，沒有讀過《論語》，而是在看戲劇、聽故事中就能懂得忠孝節義，反而，認識字、看《論語》的人，什麼道理都懂，不忠不義卻是他們比較多。

文學應該是大眾的。梁啟超就說，西方國家把飯後讀小說作為一種素養，街上賣藝的表演的時候就是模仿小說裏的人物，讓人猜，文學已經非常普遍。六七十年代時，我們對傳統就是現實主義的社會歧視，後來視野出來了，讓我們有文學無力感，到現在，甚至變成文學無用。梁啟超把文學看成萬靈丹，魯迅也是，現在時代還在往下走，你說會怎麼樣？

二○○七年日本和韓國開了一個關於漢文的學術研討會，我覺得他們的結論很不錯，他們說漢文在東北亞就像歐洲的拉丁文，並且在東北亞的文化裏有個細細的線索就是漢文。而我們一直要切斷我們文化中的DNA，賴都賴不掉。文字跟着語言跑，我們的《康熙字典》中有六萬四千多個字，而我們平常兩千八百多個字就夠用了。每個時代都有新的語彙出來，因而每個時代不同。《金瓶梅》中的閩南話就很多，例如「請裁」就是隨便的意思，多麼文雅！非常生動！

應該多寫兒童作品

黃春明在二○○五年冬應筆者之邀請來香港，參加由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與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世界旅遊文學學術研討會」。他在一次香港作聯的歡迎聚會中，就他自己的文學觀，作了一次饒有意義的申述。

在六七十年代，台灣正處於一個新舊交替時代，有很多的鄉下人。這些小人物，他們面對社會的矛盾、轉變、人生的改變。這些改變，使他們很難適應，在那樣的環境下，黃春明以自己也是同一階層的人身份，去理解他們的心態，用小說把他們的遭遇、命運、人生表現出來。

黃春明眼見一代一代華文寫作能力低落下去，表現得十分焦慮：　

再如此下去，怎麼辦？在古時、上一輩的文章中，讓我們能夠好好地使用華文去表達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為什麼交到我們的手上，我們寫出來的作品卻未能讓華文更發揚光大，不但不能發揚光大，而且越來越萎縮。各位想想看，在六七十年代，台灣有白先勇、陳映真等一大群人在寫小說，當時有多少個文學博士？沒有。至於文學碩士，就那幾個。現在有那麼多文學博士、碩士 ，但是我們的讀者少得那麼多，好的作品也不見得比以前多。

黃春明強調，一個好的作品，只要你有人生經驗、喜怒哀樂，就能讀得懂，何必要用那麼深奧的名詞來解釋一篇文章，反而令我們看不懂。黃春明認為，作者的任務是把好的文學傳給大眾，而不是為了給少數幾個人寫論文──讓人誤認這幾個人認為好的作品就是好的文學。文學不是這樣的。漢語是東北亞的拉丁文，好比歐洲的拉丁文，地位是一樣的。語言跟文字是兩回事情。

黃春明覺得，為了挽救純文學，具有一流水平的成人作家，應該多寫兒童作品；既能寫一流作品給成人看，為什麼不能寫給小孩看？小孩喜歡看、看得懂、感動你的東西。只要培養他們的閱讀的興趣，漢文的力量就會發展起來。

黃春明覺得文學是屬於社會的、大眾的，甚至是兒童的，他是世上罕有身體力行的人。他長年累月都是為大眾寫稿、為兒童創作和不辭勞苦舉辦相關的各種文學活動。他是文學道路的苦行僧。

（圖片由潘耀明提供。作者為本刊榮譽總編輯、香港文學舘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