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年，西醫挾着現代化的優勢進入中國之後，搶救中醫的哀鳴就不絕於耳。李文逆勢出擊，左手揮舞着中國《憲法》；右手揮舞着公理性原則，要求「西醫應當在反思中改造」，實現「中西醫並重、優勢互補為核心的人類醫學的真正革命」的宏規，不可說不遠大。但是，筆者也想針對李文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經過西醫衝激一個多世紀之後，中醫到底是科學還是玄學？ 」

　　李文以「中醫和西醫是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兩種主流醫學」肇始；文末又提出「以中國《憲法》『發展現代醫藥和中國傳統醫藥』的規定」為準繩；筆者的理解，似乎《憲法》並不以中西醫為「兩種主流醫學」，而是一主一從的醫學。

　　筆者拙著和李文幾乎同時刊布，拙文卻以大陸和台灣兩地的西醫醫院、醫生和中醫醫院、醫生的比例約略都是十比一的現實起始。中國《憲法》過去無法抑制西醫醫院、醫生的增長；未來豈能阻止中醫醫院、醫生的人數持續下降？

　　李文認為中醫是「在哲學觀念的直接指導下」的「形而上」的科學；西醫則是「在『形下』的觀念指導下」的科學。

　　其實，西醫學者絕不諱言希波克拉底、亞里士多德、蓋倫等西醫的先聖先賢也都是尋求正常的或病理現象的哲學解釋，勉力把醫學與哲學聯繫起來，甚至使醫學俯順於哲學的主觀解釋。十九世紀之前的西醫更受到聖哲的規範，沉溺於經典詮釋學和玄學的泥淖中；四元素論和體液論支配西醫學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才退潮，只有以人的形下實體為對象的解剖學，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實證精神蝸步寸進。十九世紀後半細胞病理學和病原微生物學相繼出現，為西醫的病因學奠定基礎，西醫的科學化才出現契機。

　　倫琴發現X射線之後，許許多多新型科技器械陸續投入診斷和治療的行列。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和第二信號系統論的提出，使得心因性疾病的研究——心身醫學受到重視；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也使得醫學心理學成為顯學；生物化學的出現，使得醫學家認知體內環境的重要；基因的研究方興未艾，使得醫學的領域更擴及未來。現代醫學終於脫離玄學以療效證明醫學近乎科學。

　　可是，許多醫學家仍然認為﹕現代醫學以醫生有能力科學的診斷疾病卻無力治療為特徵。德國學者恩斯特、博伊姆勒估計，當今大約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疾病能治癒，其他的疾病除了依賴人類的自癒能力之外，也只能給幾粒安慰劑、止痛藥，嘗試緩和治療。

　　十六十七世紀，中醫仍優於西醫；十八世紀二者旗鼓相當；十九世紀後半，西醫終於擺脫了形而上的玄學，邁向形而下的綜合科學的現代醫學道路，現在則強調「整體病理學」，同時關心身、心、靈、社會，無論其實踐的實況為何，至少已經成為文明的象徵。

　　李文又為「中醫學」下定義，「中醫學則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的理論、方法研究證候及其變化規律」的學問，我寧可相信這是李文的獨斷和偏見。因為筆者所知道的中醫學者，多半都努力揚棄陰陽五行的玄學。

　　二○○三年七月，筆者發表《神話與現實——SARS的大流行與傳染病心理學的建立》（《歷史月刊》一八六期），就是深感西醫面對新興傳染病時的左支右絀亦近黔驢技窮，故而回到歷史甚至神話的原型世界中去尋找靈感。在中國傳統醫學著作中，筆者注意到清代大盛的瘟疫學，細讀了吳有性的《瘟疫論》，吳有性揚棄《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的玄學牢籠，作科學的認知，對於致病因子的偏中性「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等語，若譯為白話文，置於現代的《傳染病學》、《獸醫學》的醫書中，沒有人會認為那是三百多年前（一六四二年）刊行的醫學作品。筆者也參酌吳說，二○○六年五月在Nursing Ethics上（SCI;SSCI期刊）發表ls H5N1 like a ghost-flu that can cause a pandemic in humans ?（《如鬼魅般的禽流感H5N1病毒，可能引發人傳人的大流行嗎？》）一文，批判WHO和美國CDC過份渲染H5N1病毒變異的可怕，引發全球H5N1恐怖症的不當。

　　吳有性歸納出傳染病的流行規律，譬如區域性、季節性、周期性和流行病史的強度演變等，都是中、西醫學曠古未有的確論，直逼病因微生物學和細胞病理學興盛之後的現代流行病學。吳有性《瘟疫論》的天才和努力，造成清代瘟疫學派興起的氛圍，可惜那些腐醫又重行擁抱玄學理論甚至激起了同行們的守舊逆流。

　　再以清道光年間的王清任為例，他以勘察腐屍為基礎寫成的《臟腑圖記》和《醫林改錯》，梁啟超認為是「中國醫者極大膽之革命者」；但是，現代的中醫學者也只肯定他是「比較正確的描述內臟器官、血管等解剖位置」，他對於橫隔膜的敍述，仍然得之於傳聞。而在此之前，西方的解剖學家，解剖二三千例的大有人在，只是表演性質大於病理解剖，故而直到十九世紀中才出現細胞病理學。

　　筆者無意長西醫志氣，滅中醫威風，只是想嘗試說明實事求是的態度，才是中醫科學化的唯一選擇。醫學哲學固然可以指導醫學的發展方向，那也必須是植基於基礎醫學臨牀醫學和科學的藥理學的醫學哲學；而不是以陰陽五行的玄學為基礎的醫學哲學。

　　至於要求好不容易才擺脫亞里士多德魅影而科學化的西醫，重行回歸亞里士多德「公理性原則」的魔咒下「在反思中改造」；不如期待「中國傳統醫學」在中國《憲法》庇佑下，發展成現代醫學。不過，在筆者看來，五四時代科學與玄學的爭辯未息，中醫學必須選邊站，「兩種主流醫學」的情景，曾經出現在兩種醫學的玄學時代，而不是現代；至於中醫學能否躋身於兩種主流醫學之一，更非中國《憲法》所能規定。

（作者是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因篇幅有限，本文經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