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也是畫家，是不是吳先生也犯上「文人相輕」、「同行相忌」的陋習呢？當然不是！那麼，何謂「小路」和「大路」？怎樣才叫「娛己娛人」或「震撼人心」呢？

　　讓我先講兩則有關齊先生畫畫的故事。抗戰期間，北平偽警司令、特務頭子宣鐵吾求畫，老先生畫了一隻螃蟹，栩栩如生，眾人稱讚。接着，他舉筆疾書﹕「鐵吾將軍﹕看你橫行到幾時？」還有一幅是鼻子塗白粉，頭上戴黑紗帽的不倒翁圖像，贈送另一漢奸，附有七絕一首﹕「烏紗白扇儼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將汝忽然來打破，渾身何處有心肝？」我想，上述故事，豈只是「娛己娛人」？至少也可「大快人心」矣。

　　牽涉到文藝創作的路向，問題就複雜了。我手頭的七月號《明報月刊》，正好刊出「二十一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特輯，其中包括高行健和劉再復兩位作家的大作。高先生強調文學要「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務必擺脫政治意識形態而「返璞歸真」尋回人性。劉先生回溯從晚清到「五四運動」的歷史，寫道﹕「五四的核心價值是個人，是『己』，是自我」，並以郭沫若《鳳凰涅槃》為例，「宣布的是假我的死亡，真我的誕生。」但是，一九二五年底，郭沫若寫《文藝論集》序言時便承認自己「太奢侈」、「僭妄」了。他「從『為自我而藝術』一百八十度地轉變成『為革命而藝術』，宣布了一次新的涅槃，即集體精神自殺。」

　　接下去，劉先生免不了也提到魯迅﹕「結束徬徨後的魯迅接受了『階級論』，也反映了當時時代性的大思潮﹕用階級意識取代個人意識，用文學階級性取代文學自性。」

　　假如把一大堆「小路、大路」，「群性、自性」，「群體、個體」的理論攤開，取捨之間，也許會產生一種「正途」與「歪路」的錯覺。其實，「大路」是路，「小路」也是路，都可以走下去。突出「自性」，描寫「群體」，都能創造傑作。魯迅曾經模仿尼采的語氣，說出自己寫作的心路歷程﹕「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以為快活。」我倒認為，用「血」寫的是文藝，用淚、汗，以及喜、怒、哀、樂、哭、笑等真情流露的作品，也是文藝。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云﹕「違乎中道以立名於後世者，足以驚俗，不足以化眾，皆古人所不取。故如上世所傳許由、務光之事，信為深遠，而不見稱於孔孟；屈原、嚴光之行，信為超卓，而不見錄於《通鑑》。」張先生所主張的是「中庸之道」。或許有人認為「震撼人心」似乎有「驚俗」之嫌，而「娛己娛人」方足以「化眾」也。

　　貴刊十月號李澤厚先生特輯中，劉再復先生的《李澤厚哲學體系的門外描述》鴻文又說：李澤厚的歷史本體論提出另一重大範疇就是「度」……要掌握好這個度。我認為這個「度」就是歷史學者張先生所主張「立名於後世」的「中道」，亦即理學家朱熹「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詮釋，佛教常用「不落兩邊」的禪語。

　　魯迅為階級意識而「吶喊」，當然也是局限於時勢與環境。吳冠中先生看到改革開放「新時期」文壇市場化的現象，不論在小說、繪畫、電影、音樂各方面，數量雖多，缺少傑作。他那「小路」、「大路」的二分法，必定是有感而發的吧！

　　（來信寄自美國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