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刊二○一六年五月號載韓少功題《文革權力的分配與競爭》的文章，該文試圖以十九、二十世紀經濟學的邏輯解釋文革現象。韓指參加文革的群眾都是若虛若實的逐利者，他將文革一波又一波的鬥爭，演繹為如當今投機市場的廝殺，具諷刺時弊之意。他指，「一個人只要稍有想像力，幾乎可把經濟學的全部用語掄上來，用於這個符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得出權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當描述。」他如此演繹文革，是要將文革從神劇還原作常情和常識。此外，韓亦就文革進行後現代思考，說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下的社會現象，是上承反右運動及階級鬥爭的文革逐利意識的伸延，若虛若實的逐利者追逐符號多於一切意義。
同期林崗撰寫的文章，誇獎韓的文革小說書寫有大破大立的創意，但他同時提出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應如何設定闡釋歷史的模式，有什麼原則。林崗提及歷史的取向視乎命題，似是質疑多於認同，因為他隨後指出，無論新社會制度如何鼓勵利益博弈，呼喚的人（指毛澤東）是無法繞過的。他提問，對歷史制度解釋的有效邊界在哪裏。林崗的問題，也是研究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歷史的弗里德蘭德（Saul Friedlländer）所關心的議題。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歷史經半世紀的研究，已成為專門學科，弗氏的觀點可供參詳。
弗氏是加州大學史學教授，父母死於集中營，年輕時支持猶太人復國運動，後致力和平。二○○八年以《納粹德國和猶太人—種族滅絕的歲月　一九三九—一九四五》獲普立茲非小說作品獎。弗氏反對以歷史分期和線性發展解釋諸如大屠殺的歷史事件，即將事件歷史化，置於二十世紀德國，由帝國至戰後福利社會，及至國家社會主義的體制發展進行解釋。弗氏認為，此方法的前設轉移了研究焦點。哲學層面而言，工具理性，即命題和前設已決定了所謂理性分析的方法，是十九、二十世紀工業社會自圓其說的理性策略。海德格爾便認為，工具理性的框架設定，是對人類精神最大的威脅，因為以某規律衡量一切，無疑是窒礙了其他可能性。納粹德國殲滅猶太人是「非常」事件，不是亦不能以歷史常規解釋。把事件常規化會令史學家遺忘納粹黨的罪行。弗氏特別提醒，納粹德國時期正正就是將種族排斥和常理混淆。
弗氏的歷史著作納入各方資料來源，有德警紀錄、電影、回憶錄和個人的經歷；也納入各參與者的觀點，包括德國平民、黨活躍分子、軍事人物、受害者和生還者。弗氏的研究發現，德國的中產知識分子群，對大屠殺前納粹黨逐步排斥和迫遷猶太人竟視若無睹。更讓人費解的是，五十多萬的猶太人口大部分竟默然接受被逐步迫害，無打算離開德國。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除少數聲音外，社會一切如常般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