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月刊》六月號劉銳紹先生《六七暴動「三把火」燒鍋烹肉》一文，引述了內地《黨史縱橫》一九九七年第八期刊登的一篇署名厲松、題為《高瞻遠矚 果斷英明—文革中周恩來阻止進軍香港》的文章，並稱此文「較能說明時序」。惟劉先生未能看出，這是一篇胡編亂造、虛構歷史的怪文。經搜索，我們發現，不單劉先生，香港不少人也被此文吸引過眼球，包括：江關生先生於二○一二年七月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下）一書引述過此文；《大公報》大公網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以《「文革」中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的冒進》為題，經刪改選錄了此文；多維新聞網於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摘錄刊出過此文。
此文最大的賣點在於稱「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和當時沒有被點名靠邊站的政治局委員共三十二人。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
此文聲稱，早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中共就決定由陳伯達、謝富治和張春橋負責起草收回香港的方案。「幾天後，陳伯達等人就拿出了起草的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收回香港，九月二十五日前組成廣東省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迎接十月一日國慶節。方案還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種可能方式：一、採取軍事行動，從海、陸、空進軍香港，收回香港。二、由中國政府照會英國當局，限英國當局於九月十五日前把香港政權交給中國。三、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公布收回香港日期和將採取的軍事行動。」
此文又聲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採取第一和第三種方式」。「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陳伯達領導的工作組完成了各項布置和計劃，決定動用兩個師的兵力發動進攻，另一個師待命，同時還組織三千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準備接管港英各部門。」
此文乍看似模似樣，惟正如江關生先生指出而有所懷疑的：「所述內容言之鑿鑿，時、地、人、事，新聞學ABC中的4W1H（Who，When，What，Why，How）俱備，唯獨欠缺資料來源。」
其實，如果我們稍為用心翻查一下有關文獻資料，此文的編造是很容易被揭穿的。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中央文獻出版社二○一三年正式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一九六七年七月四、五、六、十二、十三日，毛均在北京審閱有關文件。七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召集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以及蕭華、楊成武開會，毛提出要去湖北、湖南。七月十四日，「晨三時，乘專列離開北京，楊成武、鄭維山、汪東興同行。這是毛澤東一年來第一次離開北京。……晚九時，到達武昌，住東湖客舍。本日晨，周恩來乘專機到達武漢。」
請注意官方年譜中「這是毛澤東一年來第一次離開北京」這句話。它徹底揭穿了所謂「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謊言。而只要證實了這一句話是謊言，根本沒有這麼一次會議，毛根本沒有去北戴河，接下來其餘所謂會議「一致通過」的什麼決議、方案、方式等等，必定全為不攻自破的虛構和編造。
此外，根據官方編纂的毛年譜，毛澤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在武漢，期間發生了舉國震驚的「七二○事件」。七月二十一日上午，毛乘專機到達上海，直至九月十六日離開。不僅是在此期間，且在整個文革期間，毛從未踏足過北戴河。
保險一點的話，再看看同樣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記載。周恩來從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至七月十三日都在北京處理文革中的各地問題，直到七月十四日，「晨二時半，離開北京飛武漢。抵武漢後，先後同武漢軍區和武漢空軍負責人談話。晚，到毛澤東處。」換言之，官方的周年譜也沒有其七月上旬離開過北京的記錄。
話說回來，當時，毛澤東並非完全沒有對香港採取軍事行動的考慮。惟時序上、程度上與厲松所編造的所謂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形成「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的議案」，七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完全不同。實情是：
一、據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時任指導香港「反英抗暴鬥爭」的聯合辦公室群眾鬥爭組組長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披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吳誤記為五月二十四日），周恩來針對港澳工作機構一些過左提法批評道：「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那末，強調過頭。」當港澳工委常委、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朱曼平匯報談到英方的看法和估計中方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周恩來稱：「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又稱：「在（敵）人的統治下，總是『有利、有理、有節』，即使要收回，也要選定時機。」「要出其不意的一擊（舉了反擊印度）。」以上周恩來的講話表明，直至一九七六年五月底，中方總的態度還是現階段「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即使日後中央下決心收回，也要選定時機。換言之，周恩來並不認為當時是合適的時機。
周恩來此次談話的簡短信息，可見於官方編纂的《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一五五頁。
二、到了六月開頭幾天，毛澤東對中東的局勢有一樂觀而事後證明是錯誤的估計，這充分反映在六月六日他與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桑穆加塔桑談話時稱：「美、英在地中海和中近東相當被動。可能打局部戰爭，帝國主義在後面，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聯打。……戰爭既然打起來了，就可能要打一會。如果以色列在局部戰爭中得勝，戰爭可能上升。……他們說英國宣布中立，我不太相信。」（《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九一—九二頁）毛估計戰事一起，美、英的力量會被較長時間牽制在中東，中方可趁機在香港問題上強硬一把。
毛轉趨強硬的態度，公開表現在他示意發表的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之中，社論高調號召「港九愛國同胞們」「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私下更表現在他命周恩來急召廣州軍區三位副司令（溫玉成、吳富善、吳瑞林）到京商談對港採取一定程度的軍事行動之中。惟中東戰爭僅進行了短短六天，且在第二天（六月七日）已分勝負，眼看無可乘之機，毛最後只得拍板：「現在不打。」
幸虧毛對局勢的誤判只有短短幾天時間。六月九日晚，周接見前幾天被召到京的溫玉成時緊急煞車，說「香港問題，考慮到中近東的形勢不會發展那麼快，阿聯已接受停火，要防止美國在香港搞一下。群眾運動還是按計劃進行。部隊移動的問題暫時停一下。」
周恩來六月九日晚上與溫玉成談話的極簡短信息，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一六○頁，詳細記錄見廣東省軍管會辦公室整理：《周恩來總理聽取溫玉成副司令員匯報時的指示》。
三、六月中旬以後，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恢復了「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的方針。七月十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聽取廣州軍區司令員、廣東省軍管會主任黃永勝匯報時談及香港問題稱：「香港不同於澳門，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收回香港，只有蘇修才挑，赫魯曉夫提這個問題完全是為了挑撥，替美帝效勞。香港問題，……主席昨天講了，還是不動武。……主席說過，把時間估計長一點比短一些好，把鬥爭估計困難一些比容易一些好。」
周恩來以上談話的簡短信息，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一六九頁。詳細記錄見廣東省軍管會辦公室整理：《周總理聽取黃永勝等同志匯報時的指示紀要》。
既然權威的官方資料證實周恩來在七月十日已明確表示「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主席昨天講了，還是不動武」，厲松沒有資料來源的所謂七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立即收回香港」的決議和八月二十日「陳伯達領導的工作組」的「各項布置和計劃」，豈不就是明顯的、胡編亂造的偽歷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