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與回應
余英時先生在〈友聯諸君多來自新亞同門〉(下稱余文)中,憶述友聯出版社(下稱友聯)同寅、《祖國周刊》的歷史,以及友聯與新亞書院同學的關係,令筆者回憶起撰寫《胡永祥及祖國周刊之研究》博士論文時,研究胡永祥(又名胡欣平,筆名胡越、司馬長風等)的生平、《祖國周刊》發行十一年以來,合共五百八十五期的刊物,以及友聯的發展過程。期間,筆者兩度訪問曾經在友聯工作的宋敘五教授,對友聯歷史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藉此回應余文,指出友聯在香港「第三勢力」的文化事業中,地位舉足輕重,肩負起香港文化傳承的使命,與新亞校歌「千斤擔子兩肩挑」的精神,相輔相成,足證友聯與新亞關係密切。
友聯同寅的因緣
筆者先談友聯同寅。余文憶述「(友聯)這一群朋友的年齡在二十四、五至三十一、二之間」,友聯大部分成員都在這年齡之間,小部分的年紀比較大,余德寬就是其中一位。筆者翻查資料,發現余德寬在一九五二年創辦《中國學生周報》時,已經三十八歲,是友聯同寅之中,比較年長的一位,比胡欣平、許冠三等人還要大約五至十年。期間,余德寬、徐東濱及許冠三常常在尖沙咀會面,討論《中國學生周報》的發行事宜。到了七月二十五日,《中國學生周報》正式發行,由余德寬擔任督印人,余英時擔任總編輯。在「二余」的領導下,《中國學生周報》一紙風行,業務蒸蒸日上。直至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友聯拓展南洋業務時,余德寬便以「老大哥」的身份,率先前往南洋,為友聯做「開荒牛」,出版《學生周報》(《中國學生周報》南洋版)、《蕉風》等報刊,令友聯在南洋的業務一帆風順。
據筆者研究所得,為友聯拓展業務的人,除了余德寬外,陳濯生是另外一人。余文稱陳濯生:「……他在友聯卻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整體的計劃和運作上面,目的是將友聯發展為一種現代企業。」在五十年代的「第三勢力」出版業中,只有友聯談得上企業化經營,其他的自由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雖然業務非常龐大,但仍談不上是企業化階段。為什麼呢?原因是友聯有明顯的目標,而且出版環環相扣,從《兒童樂園》開始,發展至《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以至《祖國周刊》,四份報刊都有明顯的對象,由小學生開始,以至中學生、大學生,一直到成年人的階段,就像現今所謂的「一條龍」服務,服務對象層層遞進,友聯形象自然深入民心。
友聯對內的工作有余德寬、陳濯生等人,對外的工作又有哪些人負責呢?據宋敘五教授憶述,友聯對外憑着邱然及徐東濱的努力,聯絡美國,因為二人英文了得,同時獲得美國人的信任,余文也指出:「為了業務的發展,她(邱然)和徐東濱一樣,經常和相關的美國機構和人士保持密切的接觸。」在余英時及宋敘五教授互相印證之下,確證邱然及徐東濱在友聯舉足輕重的地位。
宋敘五教授還透露,除了邱然及徐東濱之外,還有史誠之一人,都是美國信任有加的人。據筆者了解,史誠之曾是胡宗南將軍的下屬,擔任營長,國共內戰後期升遷至團長,來港後創辦友聯。由於史誠之工作態度認真,所以友聯同寅視之為「老大哥」,人稱「史兄」,成立「友聯研究所」後,擔任所長。韓戰爆發期間,美國急需中國大陸的內部資料,以訂作戰計劃,由於友聯研究所時有分析蘇聯及中共的最新局勢,令史誠之的情報對美國更為重要。
當時,史誠之每星期撰寫的大陸軍事分析,送抵美國三軍的聯合參謀部研究,並以「絕密」及「急電」,發送文件到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美國機構。至於政治、經濟、文化的評論,則有少數保留,並給《祖國周刊》發表。由於美國未能培育一群研究人員,所以非常重視史誠之的分析,以及友聯研究所的資料,以便了解蘇聯及中共的實況,足證史誠之的重要地位。余文稱:「(友聯研究所)在九十年代後期轉讓給香港中文大學了。」據筆者所知,友聯研究所在一九八五年結束,所以應是一九八○年代時,將資料轉售給香港浸會學院(現稱浸會大學),而不是香港中文大學,為有意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提供第一手資料,其中資料翔實,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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