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學家余汝信先生在《明報月刊》十月號撰文批評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質疑筆者的動機。他說：「程翔先生不顧事實地誇大港澳工委作用，將港澳工委與北京切割，不禁使人產生一個疑問：這樣做，到底用意何在？」又說筆者「誅心之論，毫無事實根據」，更誣告「程翔劍指中共派駐港澳地區的廳局級單位─港澳工委」。用到「劍指」一詞，他對我的指控不可謂不嚴重，似乎非要把我打成港澳工委的敵人不可。以他的邏輯，我是否可以詰問他竭力把責任推給北京，是否刻意為港澳工委洗刷罪責？但這樣的質問，只會流於意氣之爭，對釐清歷史事實毫無裨益。
限於篇幅，筆者集中回應他幾個問題：一、周恩來有沒有主動發動六七暴動？二、周恩來在六七暴動中的領導角色，是主動還是被動？三、暴動是否港澳工委發動？四、港澳工委發動六七暴動的目的是什麼？五、港澳工委為什麼能夠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暴動？

周恩來有沒有主動發動暴動？
余先生指摘我把「原來清楚的，將其又再搞渾濁了。最明顯的就是究竟誰是『六七暴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程翔就將其說顛倒了」。
我同余先生的最大分歧在於周恩來有沒有主動地在香港策劃、發動一場暴動，而不在於周恩來是否在這場暴動中擔任領導角色，對於後者我們沒有分歧。
余先生引用了廖承志五月十二日的請示報告。這個材料是他在其大作《香港，一九六七》中列舉十三個證據力證「六七暴動」是周恩來發動和領導的第一個證據。那麼讓我們看看這個報告是如何形成的。根據吳荻舟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交代材料說：「接到╳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委的計劃，並由╳╳委抓總，╳委配合。」這個交代材料清晰地表明事件的順序：
一、╳委（按：應是指工委）提交鬥爭計劃送廖承志批准；
二、廖承志參考其他人的意見後形成「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他表態「擬同意計劃」後再報周恩來批准；
三、周恩來批准，並囑下面照辦。
從這裏可以看到，事件的先後順序是如此清楚，即：先由地方提出鬥爭方案，再經中央批准，而不是中央下達鬥爭指令，要地方執行。不明白為什麼余先生反而覺得「以上過程已可充分說明：反英抗暴的啟動者就是北京及周恩來本人」。
筆者遍尋資料都找不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周恩來是發動者。一九六七年時，文化大革命已經令國內危機四伏，周恩來已處於一種焦頭爛額、四出撲火的狀態，他有什麼理由再在香港發動另一個有可能觸發中英軍事衝突的危機？根據金堯如的回憶，文革初起時，周恩來三令五申香港不搞文革。根據羅孚的回憶，當新華社內部有人（他點出是黃文放）要發動文革時，周恩來把他召到北京訓斥幾天。根據吳荻舟《六七筆記》四月二十四日的記載，陳毅說：「百分之九十組織起來，也不解放」，這就清楚說明，從文革開始直到暴動前夕，中央都沒有藉動亂來改變香港現狀的想法。在這種情形下，周恩來有什麼誘因去發動暴動呢？

周恩來主動領導還是被動領導？
余先生引述吳荻舟的說話：「這次鬥爭總理親自抓」，就認定周的領導是主動的。我沒有否認周的領導角色。問題是，我覺得需要區分主動領導和被動領導。余先生認為，周恩來從一開始就是主動領導，他說：「作為中共第三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都不是主動領導，那麼，誰才是主動領導呢？」對此筆者難以苟同，最能夠說明他是被動領導的，莫如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根據吳荻舟的回憶：

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後來知道是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筆者按：指對英國發出四十八小時的最後通牒）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見吳荻舟一九八六年在廣東省從化溫泉的訪問稿）

如果暴動是由周恩來主動領導的，他會令自己陷入一個被迫簽字的局面嗎？
除了這個例子外，吳荻舟的《六七筆記》也記載了周恩來是被動地、無奈地負起領導的心態。例如他在五月二十七日批評港共「迫中央上馬」，他更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的局面（前者見《六七筆記》五月二十七日條，後者見余長更：〈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載《九十年代》一九九六年五月號）。當天會議後，吳荻舟根據周的講話，整理出一份記錄《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其中第六點說：「不能陷中央於被動，迫中央上馬，在那裏打一仗」。如果是他主動領導這場暴動，他會有這種被迫上馬、被迫在香港打一仗的無奈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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