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聯社徽的精神意涵

我們要了解《祖國周刊》的優點，就要先了解友聯出版社的社徽，從而認識友聯同寅發行報刊的背後，怎樣獲得強而有力的支援。然而，坊間鮮有探討，所以筆者加以強調友聯社徽的重要，就是友聯同寅工作的動力。

友聯社徽的「三角」象徵中國民主運動，「雙葉」象徵一群愛護和平的青年，不斷為中國民主運動而奮鬥。「三環連鎖」象徵一群青年對民主社會的基本理念：上環代表「民主政治」、右環代表「公平經濟」、左環代表「自由文化」，表示民主必須建基於公平經濟與自由文化之上，也表示民主社會的一體三面。「三角」貫穿「三環連鎖」，表示一群青年為體現中國民主運動的基本理念，改革文化和政治，以建立公平社會，達到和平共處的理想。友聯日後提倡「民主政治」、「公平經濟」和「自由文化」，成為友聯的三大目標，也成為友聯同寅奮鬥的一大方向，都與友聯社徽有莫大關係。如上所說，筆者所指友聯同寅獲得強而有力的支援，不是金錢，而是友聯宣揚民主，改善經濟，標榜文化的理念，成為友聯同寅工作的精神支柱。

友聯同寅貫徹始終的理念，與友聯社徽密不可分的關係，是香港出版界非常罕有的事情，絕對值得我們珍而重之，藉此發揚光大，鼓勵出版界諸君，在「紙媒寒冬」之際，堅守崗位，為普羅大眾努力，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友聯是「第三勢力」的文化重心，發行《祖國周刊》，以宣揚自由民主、公平經濟及傳統文化為目的，發揚社徽中的理想，足證余文指：「《祖國》是第三勢力的期刊之一，反共和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構成了它的基調」，所言非虛。

《祖國周刊》超出諸家

余文指出：「無論就學術水平或傳播廣度而言（友聯書籍及《祖國周刊》），都超出其他諸家。」筆者先探討《祖國周刊》的學術水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社會普遍知識匱乏。友聯出版《祖國周刊》，就是要提升人們的知識水平。據筆者研究所得，《祖國周刊》最初由陳思明主編，每期都有一個主題，例如：農民、勞工、政治等。一年多後，胡永祥接任主編一職，《祖國周刊》內容更是包羅萬有：時事、國際關係、政治、經濟、文學、史學、哲學等知識，一應俱全，藉此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提升學術地位，質素與日俱升，遠勝其他報刊，從中帶出「民主政治」、「公平經濟」和「自由文化」的立場，反映《祖國周刊》與友聯社徽的精神，並無二致。

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處於敵對狀態。友聯提倡「民主政治」及「自由文化」，與共產主義的觀點截然不同，支持共產主義的作者，很少為《祖國周刊》撰稿，所以筆者觀點與余文認為《祖國周刊》「徵稿遍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作者」，或許略有不同。筆者以胡永祥擔任《祖國周刊》主編為例，先後發動三次聯署，主要是邀請香港、台灣、美國等地知識分子參與其中：于斌、左舜生、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錢穆、謝扶雅、胡適、殷海光、雷震等近百人，聯署者成為《祖國周刊》特約撰稿人。胡永祥的用意是加強香港與海外華人的聯繫，又可確保每一期的《祖國周刊》裏，特約撰稿人都能發表文章，除了豐富稿源外，也可提升學術水平，所以余文認為《祖國周刊》的學術水平「超出其他諸家」，筆者深表贊同。

筆者再以牟宗三為例，加強說明胡永祥的用意。《祖國周刊》發動第二次聯署後，牟宗三立刻在《祖國周刊》發表〈尊理性〉一文，強調「《祖國周刊》以理性、人文、自由、民主、科學，五個基本概念為宗旨。」牟宗三用意明顯，就是要帶出《祖國周刊》出版的宗旨，以及聯署的基本信念，與友聯社徽的想法同出一轍。其實，胡永祥認為唐君毅和牟宗三是他「生命的兩盞燈」，又與殷海光、許冠三等自由主義者相熟，反映胡永祥一向重視傳統文化和自由民主的精神，邀請錢穆、徐復觀、殷海光等人撰文，大大增強《祖國周刊》的作者陣容，所以余文所說：「錢賓四師和唐君毅師自始即是《祖國》的撰稿人」，是理所當然的事。

同樣地，余文認為：「《祖國》可以說是兼有《自由中國》和《民主評論》的長處」。筆者需要強調，這是胡永祥思想的精髓，也是《祖國周刊》的特色所在。《民主評論》宣揚文化，《自由中國》提倡自由，角色深入民心，如果《祖國周刊》不能自成一格，就難以突出自己的形象。所以胡永祥一手糅合《民主評論》，取其文化觀念，另一手融合《自由中國》，取其自由思想，藉以增強知識分子的凝聚力。《祖國周刊》秉承友聯社徽提倡「自由文化」的宗旨，給予知識分子暢所欲言的機會，吸引不同年齡、階層人士閱讀，成為《民主評論》和《自由中國》的中間點，形成報刊的一股新力量，終能突圍而出，揚名海外。

放眼海外　傳揚社徽精神

筆者再探討《祖國周刊》的傳播廣度，並從《祖國周刊》印刷量說明。筆者訪問宋敘五教授時，宋教授指出《祖國周刊》只印刷八千份，與《中國學生周報》及《兒童樂園》印刷過萬份相比，或許未如理想。然而，《中國學生周報》及《兒童樂園》以香港為根據地，《祖國周刊》則希望遠銷海外，情況截然不同。據筆者了解，《祖國周刊》目光遠大，並非將八千份周刊只留在香港銷售，而是在不同國家及地區售賣，傳播廣度自然比《中國學生周報》及《兒童樂園》為闊。筆者試以海外地方為例，再作探討：一是東南亞與美洲，二是台灣。

筆者先說東南亞與美洲。一九五四年底，陳濯生、余德寬等人為友聯開拓東南亞業務，後有奚會暲、黃崖、姚拓、方天等人協助，獲得英國及馬來亞人支持，並將《祖國周刊》帶到當地，拓展海外市場，建立龐大的出版機構，令香港與東南亞的資訊流通，互相呼應，後來發行《學生周報》、《蕉風》等報刊，獲得海外華人的支持，增加出版物的銷量。至於美洲，與友聯合作的機構雖然不多，但是友聯將《祖國周刊》送到美國政府部門及大學中，以便當地人員研究，提升友聯的知名度，也引起不少團體注意，他們相繼前往香港，參觀友聯出版社及友聯研究所，足證《祖國周刊》在兩地的傳播廣度與日俱增。

筆者再說台灣。余文指出：「（《祖國周刊》）曾一度取得國民黨的許可，合法進入台灣銷售。它的影響力比其他同類刊物更為廣闊」。筆者翻查資料，發現《祖國周刊》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創刊後，一直申請台灣內銷，直至一九五五年三月才獲批准，時間長達兩年零兩個月。半年後，《祖國周刊》在台灣開始被檢扣，原因是批評國民黨，以致被禁入口，其後只能斷斷續續在台灣發售，或是以掛號方式，寄給台灣讀者，但這個方法多是知識分子使用，所以《祖國周刊》影響力只觸及台灣知識分子，而未能遍及台灣民間。

直至一九五九年下半葉，《祖國周刊》收到僑務委員會的通知：「《祖國周刊》雜誌自三○九期起內容違法」，所以被註銷內銷登記證。據筆者所知，一九五九年是《祖國周刊》經營困難的一年，亞洲基金會改變資助計劃，削減友聯資助，加上蔣介石準備連任總統，令《祖國周刊》在台灣被禁售，可見友聯的困境外，《祖國周刊》在台灣的傳播廣度也未如理想。然而，《祖國周刊》發行橫跨十一年，一直為「民主政治」、「公平經濟」及「自由文化」的友聯社徽目標而奮鬥，其中的精神確實是「超出其他諸家」，別具時代意義，使友聯成為香港出版界的象徵。

《海瀾》的起點與終結

再談徐速創辦的高原出版社。余文稱：「一九五四年，我的朋友徐直平和劉偉受美國新聞處的委託，大量出版美國人文名著的漢譯本。他們因此決定藉此機會成立出版社……」據筆者了解，高原出版社在美國新聞處的資助下，協助美國翻譯作品，如胡叔仁譯《傑佛遜民主言論集》、《傑佛遜傳》、李素譯《紅色列車》等，再出版發行。美國新聞處按定價購買五千冊，送贈給不同社團及圖書館。高原可觀的收入，正是由此而來。

後來，高原出版社賺取一定金錢後，徐速決定出版《海瀾》，並邀請《人人文學》主編力匡，出任《海瀾》主編，廣尋稿件。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海瀾》月刊正式發行。值得一提的是，《海瀾》增設「學苑」一欄，鼓勵大專生及中學生寫作，培育年輕一代作者，值得現今的出版界借鏡。

余文指出：「我已不記得《海瀾》出版了幾期，也不記得我在上面寫過幾篇文章……」據筆者研究所得，《海瀾》一共出版了十六期，余英時在《海瀾》發表過三篇文章。《海瀾》第二期刊登余英時的〈記湯恩比在哈佛大學的講演──當前世界中基督教與非基督教的信仰〉，介紹湯恩比的演講，余文已有提及，本文不贅。余英時還在《海瀾》第五、六期以〈遊子的心潮〉為題，並以美國留學生的身份，寫一些關於通訊的文章，其中指出﹕「哈佛大學招收學生時有一政策，即是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這句話裏，着重點還不在『英才』，而在『天下』。」余英時認為這種觀念與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相同。如果我們以現今的角度出發，世界各地就不管學生的賢愚，理應予以教化，實踐人人平等的觀念，這是教育理想的一大突破。

可惜的是，徐速與力匡關係日差。力匡雖任《海瀾》主編，卻自稱是「校對」，加上印刷廠常常不依期排印，反映力匡在《海瀾》工作，並不愉快，而且《海瀾》經費捉襟見肘，入不敷支，最終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後停刊。《海瀾》發行不足一年半，時間雖短，但在鼓勵學生創作方面意義重大。如果將《祖國周刊》及《海瀾》互相比較，《祖國周刊》明顯勝人一籌，其中透過社徽、聯署，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傳播自由主義及中華文化，達到成功；《海瀾》雖能提攜後輩，卻因財政拮据及人事糾紛而停刊，實屬可惜。

綜合上述友聯及高原出版社的內容，望能扼要回應余文，指出「第三勢力」在香港出版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友聯的社徽精神，確實推動了員工貫徹心中所思，出版《祖國周刊》，傳播學術思想，而高原出版《海瀾》，則鼓勵學生投稿，培育人才。雖然兩間出版社命運各異，但兩者都希望爭取普羅大眾的支持，帶出香港建立多元社會、擁有言論自由的重要，各人可以表達不同意見，香港才有長足發展。

（作者為香港史學會理事，民國史學會研究員議團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