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並非汪氏或何氏親屬，執筆寫此文，乃因為文獻學專業的關係，覺得史料之提供，須以真實為第一要務，故不憚饒舌在此奉覆。筆者僅將陳教授回應文章大意總結如下，陳教授指出，陳克文其實與汪家關係頗深，即使是汪夫人陳璧君戰後在獄中時期，仍然與陳克文有通信，並附上信函影印本以佐證。至於何女士所指出的，《日記》中的多處不實之詞，如陳璧君是否在獄中已經因「針藥成癮，變成一個瘋婆子」、汪家在南京的住處地址問題、汪精衛長子汪文嬰的出獄時間問題等，陳教授則以「未必不可能」諸說予以解釋。何女士的文章，曾經引用了多種當時報刊登載的史料予以反駁，《明月》將其刪節，現謹將其中重要部分予以重新附上並作補充，讓讀者分辨。

汪文嬰出獄時間、汪家居所之疑

陳教授指出的諸多疑點，皆以「或許有可能」作辯，例如，汪長子汪文嬰的出獄時間，《日記》中說陳克文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已經見到獲釋的汪文嬰。然而，根據《申報》同年八月一日刊載的消息：「本報南京卅一日電，汪逆精衛之子汪文嬰，已於卅日假釋出獄」，《申報》不同於其他小報，乃當年最有影響力的大報之一，今日仍被學界奉為信史。汪文嬰三十日獲釋，記者在後日已將此事見報，可知《申報》記者採訪之準確與及時，何況此種消息，均有法庭或監獄正式手續，非平常拘留可比，試問陳克文何以在十日前就在監獄外「見」到了汪文嬰呢？

《日記》中為了表示汪家與陳關係密切，又說到汪文嬰提起要賣在「赤壁路」的房子，並託陳克文協助辦理，以供給陳璧君的獄中使用云云，作者大概忘記了在戰後，汪氏家庭成員除了被判刑以外，「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他根本沒有名下的房子可賣。更可怪的是赤壁路的房子並非汪家財產，據何孟恆回憶，那是汪精衛老部下曹宗蔭的住宅。或許陳教授可以說，汪精衛置業時故意寫在幕僚名下，即使這樣的假設能成立，要賣房子也是曹宗蔭出面而非等汪文嬰出獄後辦理手續，既然汪文嬰委託陳協助賣房，何以連房子在誰名下都會錯呢？

說到房子問題，《日記》中說一九三七年陳克文在「頤和路三十四號」的「汪公館」（該年中提到此處均以此稱呼）多次見到汪氏夫婦，而事實上，該處房產為褚民誼夫婦的物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陵園新村房子被毀以前，汪氏夫婦並不曾居住於此，陳教授辯解說安知道「一九三七年初汪先生夫婦從不曾為了方便而暫時借住禇宅？」假設陳克文真是汪核心群成員，則應更加清楚這房子是褚民誼的物業（褚家與汪家除了是汪政權的核心人物，還是姻親），何以將「暫時借住」的房子稱為「汪公館」，殊不可解。據何女士向褚民誼的子女（今仍健在）了解，一九三七年間汪並不曾「暫時借住」頤和路的居所。

陳璧君不曾注射針藥成癮

另一處文章中的關鍵問題，即陳璧君是否有在監獄中「注射針藥成癮，成為瘋婆子了」（《日記》中原文）的問題，陳教授辯解說，何女士的父親為了岳母而諱言，沒有將此告訴家人，並且影印了幾頁陳璧君與陳克文的獄中通信，以表示汪夫人與陳克文在監獄時期仍有來往。

讀者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即汪夫人既然能在獄中與陳克文通信，應該關係非常密切，然而問題核心在於，有關陳璧君在獄中注射成癮的事，在目前所有與陳璧君有關的人物記載、當事人記錄中，均不見記錄，學術界所云「孤證不立」，可怪的是陳克文的消息來源是一九四八年九月，陳璧君的女兒，即何女士的母親汪文惺往南京探監之後的所見所聞。如以陳教授所用的辯解方法看，吾人認為陳璧君並不曾注射成癮，亦極為可能，蓋陳璧君既然能與陳克文保持通信，且其書法，文理皆通達流暢（見陳教授文章附圖，載本刊二○一九年三月號），這是一個「瘋婆子」（《日記》引汪文惺語）能寫得出來的嗎？若解釋說這些信是針藥成癮之前所寫，則成癮之後，尚有通信乎？有其他目擊證人乎？若無，則孤證殊難徵信於讀者。況且在一九四八年八月，陳璧君曾於獄中作〈懷四兄〉（附圖三及四來自《獅口虎橋獄中寫作》），條理分明，恰是陳教授指稱陳璧君針藥成癮的關鍵時期。

事實上，正如何女士在其文中所說，她的母親汪文惺已經在一九四八年初避居香港，且由於汪氏家人財產被政府充公，她們一家生活頗為狼狽，一九四八年根本無力再往南京探視，詳情可參閱時報文化七月出版之回憶錄《何孟恆雲煙散憶》。

陳教授辯解說，何孟恆汪文惺伉儷由於為尊者諱，可能不曾向兒女訴說岳母注射針藥成癮的事。此事殊違常理，讀者須知以嗎啡止痛，一直到今日仍然是對於痛症患者必要之緩解手段之一，在七十多年前，更是不可或缺的醫療方法，當年因為痛症而注射成癮者為數甚眾，更何況在獄中，不同於外間還能選擇別的止痛手段，若陳璧君真由於疼痛難忍，反覆注射而成癮，則是無可奈何之事，並非外間癮君子之主動吸毒可比，何羞恥之有？再退一步說，即使何孟恆夫婦為此諱言，然而一九四八年戰局動盪之時，從香港北上南京探母，不失為豪舉，何以始終不曾對女兒提及探監之事？（《日記》附錄頁一四三九，據陳教授編輯〈陳璧君的牢獄生涯和有關陳春圃的往事〉說，一九四八年九月底「大女兒夫婦兩人，再到蘇州」探望陳璧君，但陳教授文章則又指：「何文傑並未同行」）更奇怪的是陳璧君在守衛森嚴的監獄之中，如何能靠子女變賣家當購買針藥送進獄中注射？何女士着重提出此節，非關陳璧君是否真的曾經打針成為癮君子，此事與陳璧君一生大節，並不重要，然關係到《日記》敍事可信性，此細節當為有識者所共鑑。

日記被謄寫和潤色過

上述說到的「孤證不立」，其實普遍存在於《日記》之中，不一而足。何女士所關注的，只是其中有關汪精衛家族情況的描述不符，若有關心於其他細節的學者，或許能發現其他問題。承蒙陳教授的慷慨借閱，何女士曾經看到過此《日記》的一部分，令她驚訝的是，這批《日記》，並不是像讀者想像之中那樣，寫在每年一冊的日記本中，而是謄寫在乾淨整齊、格式統一的原稿紙之上（見本文附圖一及二），我們只能大膽地推斷，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日記均不是作者每天的實際記錄，是經過了謄寫和「潤色」，至於「潤」到何種程度，也許只有陳克文自己才清楚了。陳教授在文章中，自謙說自己並不是研究近代歷史者，其實，若以真正學術討論的角度，要證《日記》之真，應該找出其他史料來證實陳克文的記錄，而非僅提供一種「非無可能」之辯護罷。

一九七二至七三年，陳克文曾經在香港《掌故》撰寫了一些有關汪政權的回憶文章，甫面世即遭到當年還健在的、汪政權的參與者之一金雄白（朱子家）的批駁，並指出陳並非汪政權之核心人物，所記史實多不可靠云云。陳克文此後並沒有撰文反駁，大抵是當時親歷者尚有在世，不便多言。然而今日陳克文與一眾汪身邊的密切人物大多已經過世，這些塵封在抽屜中的「史料」被重新整理，其可信程度為何如？還是留待史學家和讀者去判斷吧。

（作者為中山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廣東歷史人物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