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終於走了。
說他終於走，是他一直為病魔所困，聽說十年前已腦中風，處於迷茫狀態。
十年下來，一直呆在北京的醫院。十年間，包括我和許多朋友想去探望他，都被他太太麗娜婉謝了。
他沒有抵抗力，她怕他感染細菌。她在病榻旁相伴了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
聽北京的文友說，後期他跡近植物人。
不管怎樣，兀自惦念着他。
對他的感受是太強烈了。這種感覺，還不光因為一九八三年與他一起參加IWP─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相處了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去台灣探望他和他來香港找我，不光是「同學」，還是好朋友。
他魁偉的身形、開朗的笑聲，和對理想矢志追求，已鐫刻在腦海。
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
我相信，當我們在美國中西部小城愛荷華相遇時，他肯定對我感到失望。
我雖然是來自一家香港左派書店（或稱愛國書店）的編輯部主管，理應像他一樣，兼具飽滿政治熱情和強烈民族感。
相對他來說，我更像當年香港人，患上政治冷感病，即使不至於此，起碼也是不冷不熱的溫和派，與他的慷慨激昂、揮斥方遒言行，是何等的天壤之別。
我說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是因為只要他認定是對的，就會奮不顧身，頗有一往無前的氣概。

（如欲閱讀全文，可選擇明報月刊iPad版，或到各大書報攤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