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芬（旅居瑞典的台灣作家、編輯）
我有一段時間住在陳映真家對街大樓的小套房，那時我離開報社去一家新辦的文學刊物社工作，映真老師在他家院子走廊歎氣說，哎，那麼好的工作不要了。
他辦過雜誌，知道這不容易。
在他家的客廳，戴眼鏡，翻筆記，詳問我最近讀過的書，我很吃驚。
原來他正在系統閱讀年輕作者的作品，他沒放棄任何學習的機會。
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那麼陳映真——在夜裏獨自讀過《山路》淚流滿面，在黎明微光裏細細思索陳映真的日語陰性的中文語法，在美麗委婉當中，尋找一種自信跟堅強，最後變成深山裏的一朵花，像絲綢絹帶一般細水飛流山谷。
我最後一次見陳映真夫婦在香港城市大學，很多教授作家在小巴上集合，他拋來一句話：「讀了你在《聯合報》副刊一系列文章，很好的。現在沒有人關心這些事，要寫下去。」他說的是我的微型小說《看見白龍的老同學》，我寫時猜想映真老師讀了一定懂得我的心思。
小巴載我們到宴會，同桌的白先勇忙着跟悅然說他到中國愛滋村的故事。
映真夫婦和我們同桌，默默的靜聽，籨《人間》雜誌若在，也關懷這個題目。
現在想來不可思議，我曾距離他那麼、那麼近，以後又相隔那麼、那麼遠。
不管別人怎麼評價陳映真的民族立場，他就是一個文學的國王，沒有什麼事情能改變我們對陳映真老師的回憶。

鄭政恆（香港作家）
陳映真是一個矛盾的人，說不清，說不盡，正如李歐梵說：「他既寫實又浪漫，既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又有濃郁的頹廢情感，既鄉土又現代，既能展望將來又往往沉湎於過去，對人生既有希望又感絕望，對於社會既願承擔，但也在承擔的過程中感到某種心靈上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