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孝威（一八九三—一九七四）原名增榮，後改向元，福建閩侯人。幼年畢業於福建武備學堂（陸軍小學）。後讀南京陸軍中學時，適逢辛亥革命，與同學回福州游說新軍統領孫道仁起義；又隨鎮江都督林述慶進攻南京。一九一四年，陳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九一五年，陳參與全體同學罷課，抗議袁世凱政府向日本屈服簽署「二十一條」。他咬破指頭，以血寫下「南八，男兒死耳」六字，同學無不感動落淚，齊齊高呼：誓要抗爭到底！

「南八」兩字，令人回顧唐朝歷史，話說唐玄宗天寶末年，胡人安祿山作亂，蹂躪半壁江山，張巡固守睢陽，堵住敵人南下攻佔江淮富庶之區。城陷被俘，敵人以刀威脅唐軍將士，逐個勸降。張巡罵賊不屈，輪到張的愛將南霽雲，南未置可否。張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南霽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

當時陳孝威就是這樣的熱血青年。故事也告訴我們讀書的好處。

在港創辦《天文臺》三日刊

陳孝威畢業後，在各地擔任軍職，一九二六年，任泰寧鎮守使，軍階升至中將。一九三三年，「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邀他出任要職，陳嚴辭拒絕，從此聲名遠播。而他選擇南來香港辦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陳孝威在香港創辦的《天文臺》三日刊出版。每天只出單張四版。頭版主要刊他寫的評論；其餘三版內容，包括他人寫的評論、掌故、詩詞及廣告。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區區一份三日刊，竟然每期銷紙十萬份以上，且能遠銷南洋。內地各戰區的同胞，也藉《天文臺》了解國際大事。由此可見此「武人辦報」有其長處。

論者以為，這份小報之能暢銷，除了當時華人敵愾同仇，早已養成關心國家命運的習慣，《天文臺》各版內容也有可讀之處。陳又將其評論譯成英文，寄給英美政要，得到英國首相邱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覆函，陳將覆函影印，製版刊登，這份小報，自然大收宣傳之效。

用人唯才  不分黨派

不可忽略，陳孝威用人唯才，不分黨派，總編輯陳伯流，雖是他的堂弟，卻有共產黨背景，可謂「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①兩者兼之矣！不說你也許不信，《天文臺》連校對也是共產黨人。「不拘一格降人才」，刊物辦不起才怪呢！

一九三九年，陳孝威出訪菲律賓，同美國陸軍總司令格蘭中將交換對日作戰策略，格蘭提出「三十六問」，陳氏答以「三十六計」。一九四○年，德國空軍大舉轟炸英國，英人擔心德軍將會橫渡英倫海峽，登陸本土。陳發表〈大不列顛之戰應用之政略戰略戰術〉，預料德國既不會攻入英國，且連轟炸也將停止，事後果如所言。陳及《天文臺》由此聲譽日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天文臺》於港島陷日前夕停刊。

一九四五年四月，陳孝威預見勝利即將來臨，在重慶將《天文臺》復刊；以財力短絀，只好改出週刊，直到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年，一九四七年，始在上海復出三日刊。一九四九年遷廣州，再回香港出版。

一九五○年後，香港報紙越出越多，但不能銷往內地及南洋。到一九五六年，港報已超過一百種，競爭非常劇烈。大報每天出紙四張，各有晚報助銷，每份售價二毫至三毫；暢銷報紙每天出紙一張，每份只售一毫。《天文臺》是單張小報，卻售一毫五仙，自是競爭困難，被迫再度改出週刊，直到一九七四年陳孝威病逝。

我在香港看《天文臺》，一打開就看陳孝威的軍事評論，次及其他。記得陳與金典戎都談論過戰後東北局勢，觀點不同，從無互相非議，人們首先注意的是陳的包容。

陳孝威一生筆耕不輟，已結集成書，可分三類：評論如《太平洋鼓吹集》；讀史隨筆如《敬勝齋隨筆》；詩詞如《泰寧去思圖錄》。

巧遇《天文臺》四位主筆

我同《天文臺》四位主筆初次見面，在一九五八年，當時家住灣仔活道，每日中午，例往附近酒家樓用膳。是日也，登上悅興酒家二樓，見散座客滿，而一廂房只有四人，據坐大圓桌，前邊空空如也，雖門戶大開，我逡巡而不敢進。手中《天文臺》，卻引起注意，一客招手，呼我入座。他自報姓名黎晉偉，我亦照報如儀，且告以在中區某報任職。對方知非同路，竟不介意，笑言正談唐詩，即引「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②，問我可合律格，我答以既是律詩，而有人懷疑者，似在「處」字的含意與用法。黎先生頷首微笑，旁邊三人也有同樣反應。彼此款款深談，有如故人。我平時看三人文章，已知操語者為汪希文，有山東口音者為金典戎，滿口上海話的是寫《春江花月痕》之朱子家。同時想起三人政治背景與陳孝威將軍頗不同，於《天文臺》所寫評論，觀點往往異於將軍，而將軍能兼容並包，「武人辦報」如此，恐怕是「文人辦報」或「商人辦報」所罕見。

四人之中，我同黎晉偉最有緣。三人只此一面，後會無期，黎先生則有再見之日，可是要到一九九六年，相隔三十多年了。在一個酒會的人叢中發現他，坐輪椅。我即上前握手問安，老人家已說不出話，只望我流淚，我的眼水亦簌簌而下……

黎晉偉（一九一六—？）③，廣東南海人，畢業於順德師範。抗戰爆發時，在香港任《國民日報》編輯，後升為主筆兼晚報總編輯。抗戰勝利前夕，到廣州任《廣東日報》主筆，勝利後仍在廣州，任《中央日報》主筆。一九四九年回香港，任《工商日報》主筆，此後，一直為《天文臺》寫評論，直到一九七四年陳孝威逝世，接辦該刊。生平著述甚多，主要有《國事諍言》、《香港百年史》、《嘉柏樓詩詞》④等多種。

汪希文（一八九○—一九六○），號子申，廣東番禺人。汪精衛之姪。孫中山開府廣州，任為秘書；後隨其叔在浙江省迭任糧食局長、保安局長。汪希文是南海江太史（孔殷）之婿，妻江畹徵，才女也，早逝。他對汪、江兩大家族軼事多所憶述；對清末民初名人如胡漢民、朱執信、龍濟光、陳濟棠之事也有記述。生平精研命理，自算得壽七十；過生日猶健在，乃自殺以應之，成為大新聞。

金典戎（一九○四—一九六九），原名殿榮，字顯庭，山東掖縣人。東北陸軍大學畢業，跟過馬占山、馮玉祥抗日，後在南京中央陸軍大學任教。抗戰期間，主要擔任軍隊及軍官的培訓工作及從事戰略研究。抗戰勝利，隨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到東北，後回南京隨國防部長何應欽，皆任重要軍職，軍階為少將。在多家刊物發表軍事評論。一九四九年到香港後，在《天文臺》發表軍事評論。

朱子家，真姓名是金雄白（一九○四—一九八五），江蘇青浦人。由伯父金劍花帶入報行。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先後在上海《時報》、南京《京報》、上海《晨報》任採訪主任，成為名記者。也從一九三三年起轉任律師多年。一九四○年，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金雄白成了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心腹，專管鹽業銀行、江蘇銀行，兼辦幾家報紙，為汪政權喉舌。他又兼任特工，自言與重慶、延安兩方面都有「聯繫」。抗戰勝利後，以漢奸罪判囚，獲釋後，於一九四九年來港。他在《天文臺》，除了寫評論，還寫風月文章。八十年代，自香港移居日本，死於日本。遺著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記者生涯五十年》。

（作者為資深報人、香港文字研究者。）

註﹕

①    北洋政府是反共的，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即為張作霖所殺。

②    見常建〈破山寺後禪院〉。

③    友人告知，黎彌留時，吩咐兒子不得辦喪事，要秘密舉殯。據傳黎立下遺囑，謂大家環境困難，宜不發訃音，只行家奠，是故何年何日去世成謎。

④    黎工詩，五律尤佳，其中〈九龍城晚眺〉可以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