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醫學博物館去年參與了英國衛爾康基金會名為「疫症都市」的跨國文化項目，探討病原體、市民和城市的互動。這個項目除了展覽外，還有邀請袁國勇教授演講：「世紀疫症SARS會重臨嗎？」袁教授認為要避免沙士重臨，要減低蝙蝠和其他野生動物交叉感染的機會，進而關閉野生動物市場，防止人類被感染。言猶在耳，二○一九年底就發生了圍繞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肺炎爆發。從目前的證據看，很可能又是野味闖的禍。沙士的慘痛教訓，大家又忘了嗎？

今次的疫源雖然是離香港比較遠的的武漢，但疫情很快就波及廣州和深圳，香港又變成危城。今次的病源，很快便查出是新型的冠狀病毒，也有快速的測試，情況好像比二○○三年沙士初爆發時好一些。可是此病還未找到可治的藥物，防控因此是重中之重。

武漢封城，成為國際的焦點。一個住了超過千萬人的城市，一下子全面封閉，以減少疫情外傳，確是驚世之舉。回顧瘟疫史，無論封城自保或避免疫情擴散，早在中世紀黑死病流行時期出現過。史上最有名的自我封城發生在一六六六年的一個英國村莊（Eyam），為了防止腺鼠疫的外傳，全村自封，結果村人八成死於疫症，但他們的犧牲，拯救了附近的村莊。中世紀醫學不發達，既無診治的辦法，唯有採取阻斷傳播的方法。二○一四年八月，非洲出現伊波拉疫情，其中接壤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的三角地帶至為嚴重。由於疫情嚴峻，加上當地醫療設施基礎薄弱，當局最後決定封城。

封城與否，當然並不單純是醫學決定，其中肯定還有政治和倫理的考慮。一九一○年東三省發生的一場肺鼠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歷來朝廷並不積極處理瘟疫，很多時都交由地方士紳和善堂救濟災民。但清末的東三省還有俄國和日本管轄的地方。俄國首先派兵封閉與清國的邊境，而且要求參與哈爾濱的防疫工作。同樣日本也封閉了朝鮮的邊境，並且提出參與防疫的要求。清廷當然知道這是以抗疫為名，進一步蠶食中土的計謀。清廷要拒絕二國的要求，不得不採用現代的方法抗疫，而這重任就落在留學英國的伍連德醫生身上。東北當時流行的肺鼠疫，源自獵殺旱獺，比腺鼠疫更易傳播，無藥可治。伍連德採用西醫的方法—逐戶搜尋和隔離病人和家屬，迅速火化屍體，在當時是非常前衛的做法。他把疫區傅家甸劃成四個隔離區，嚴格限制人員出入，最後成功控制了疫情，令俄國和日本再無藉口干預。伍連德成為抗疫英雄，而西方公共衛生措施亦得以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

一百年來科學不斷進步，很多傳染病（如鼠疫）已有相當有效的藥物。不過道高一尺，自然界亦會產生新的病原反擊。處理疫症固然要依靠科學，但能否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克「毒」制勝，還要看有關當局應對危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