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天下文化」二〇〇八年獲九家出版社協助出版的紀念版《白先勇作品集》第五集《第六隻手指》中的《廣西精神——白崇禧的「新斯巴達」》，作者白崇禧將軍之子白先勇在本文中詳細敍述白崇禧將軍與李宗仁、黃旭初等桂系領袖在一九三〇年代策劃並成功將廣西建成「模範省」的細節，包括「廣西建設綱領」和「三自」、「三寓」政策的詳細內容及說明，還引述了中外名人和學者當年對廣西實地考察所發表的重要言論，以及史學專家研究「廣西建設」的相關論述。

建設廣西　復興中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全國人民救國救亡熱潮日益高漲，廣西領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意識到日寇謀華已久，中日之戰不可避免，廣西必須整軍方可實現救國救亡大業。於是他們提出了以「三民主義廣西化」為宗旨的「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總綱領，以「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徵於募）的政策作為廣西建設政策核心，勵精圖治，僅七年時間就把一個經濟落後、匪患嚴重的邊陲地區廣西省建成全國的「模範省」，這就是三十年代初聞名中外的「廣西建設」。

　　實際上，桂系領袖在廣西所進行的是一場社會改革運動，他們從全面改革行政建制着手，軍政合一，運用有效宣傳和教育手段，由上至下實現了全民參與，全民共建，兵民一體的新秩序。他們有系統的理論和明確的方向，他們提出的「自治政策」相當於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的地方自治，即進入當年孫中山制定的「建國大綱」之「訓政時期」。他們實施「行新政，用新人」，「楚材晉用」的開放新政，大力在知識青年中培養高級幹部，吸引了不少外省高級知識分子加入廣西建設，如曾參加起草「廣西建設綱領」的上海人胡納生、劉士衡、萬民一、萬伸文等都是被特別聘至廣西的，另外還有不少外省人擔任要職，如海外留學歸來的學者和名人邱昌渭、黃季陸、黃榮華、徐悲鴻、李四光等人。湖南唐生智部的李品仙、葉琪、廖磊等人也臨時返回廣西參與建設。

　　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領袖胡適等人參觀廣西之後振奮不已，更稱新廣西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他對廣西的四個印象足以說明這一切：「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好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戀古的反動空氣。我們在廣西各地旅行，沒有看見什麼地方有人燒香拜神的。人民都忙於做工，教育也比較普遍。廣西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儉樸的風氣。一進了廣西，到處都是所謂的『灰布化』，一律穿灰制服，提倡儉樸，提倡土貨，都是積極救國的大事。廣西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治安。……人民真正能享治安的幸福。近年盜匪肅清，最大的原因在於政治清明，民團的組織又能達到農村，保甲制度可以實行。廣西給我的第四個印象是武化的精神……廣西學校中的軍事訓練，施行比別省早……我們真不勝感歎國家民族爭生存的一線希望是在這一輩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尚武精神　人人平等

　　廣西的這種武化精神被白崇禧稱為「新斯巴達」。歐洲古代歷史中的斯巴達人尚武輕商，致力於軍事建設，公民過的是人人平等的社會生活。廣西民團建設就是「新斯巴達」的具體體現，也是廣西建設的基本組織，由白將軍親自擔任總指揮，親自訓練。這是一個由省到縣，以至基層村、街，層層貫徹命令的嚴密組織。廣西民團是廣西建設的核心和成功要素，也為抗日戰爭做好了軍事上的準備，「七七事變」後，抗戰一起，廣西僅在兩個月內就裝備了四個軍，開上了前線。桂系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善戰，與廣西民團建設的成功是分不開的。我們至今仍可從廣西民團的團歌中感受到他們的精神和氣概：「誰能捍衛我國家，惟我廣西民團！誰能復興我國家，惟我廣西民團！我們有強壯的身體，我們有熱烈的肝膽。我們要保護民族四萬萬，我們要鞏固國防守邊關……」

周恩來青睞「小諸葛」

　　這種精神正是白將軍終生追求的。人稱「小諸葛」的白崇禧不僅是軍事天才，也一向懷有很強的政治抱負，救亡圖存，振興國家，一直是他苦苦思索的課題。他縱向歷史，橫向歐美，深入研究和探索富國強兵之道，春秋時期管仲治齊的務實作風，十九世紀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強人作風，都能在他身上看到蹤影。當年以屢建奇功完成北伐後，白將軍曾兩次請願到新疆屯田戍邊，但壯志難酬，建設廣西可說是白將軍施展中國式「鐵血宰相」政治抱負的精彩一幕。作為廣西建設的總工程師，他為了動員全省民眾參加建設工作，馬不停蹄各處演講，以果敢實幹的作風影響並訓練了一大批優秀幹部，人們形容他的行事作風是「雷厲風行，不容阻擾」、「劍及履及，言出必行」。在他的帶領下，廣西青年朝氣蓬勃，士氣高昂，時刻準備投入抗日救國的大業。

　　廣西精神贏得中外一片讚揚，包括共產黨方面的。白先勇先生在文章中曾提到一件有趣的事：一九三八年抗戰期間，武漢政府撤退，白崇禧經沙市、常德返長沙，途中座車機件故障，恰巧周恩來乘車趕至，誠邀白將軍同車往長沙，在路上兩人相談頗多，談到共產黨問題時白崇禧笑對周說：「你們（指共產黨）未到我們廣西，我很感激！」周回答：「你們廣西做法，像民眾組織，苦幹窮幹精神，都是我們同意的，所以我們用不着去。」

南京政府一盤散沙

　　賴維奇教授在其所著《國民黨中國的廣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中認為廣西建設提出了一個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文化建設的成功模式，他說：「三〇年代的廣西政府，在多數方面，可稱為一個賢明政府。」「廣西政府創立一個廉潔勤勉的行政系統。」他將廣西與同時期的延安和南京政府作比較，認為廣西和延安兩地在很多方面的做法是相像的，如「深入農村，土地改革，動員民眾，訓練民兵，培養廉儉的幹部」，並總結說：「我想廣西及延安政府的成功有賴於各自領導人的素質，桂系領袖及延安時期的中共領導人都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行政效率及清廉作風。」相反，賴維奇教授對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則相當悲觀，他說，南京政府仍然是「一盤散沙」的狀態，而蔣介石個人的作風令他無法跳出趨炎附勢、貪腐瀆職的政治圈子，無法令南京政府清廉和有效。

　　歷史就是這樣的不可逆轉，廣西的建設者們廉潔苦幹，作風正派，行事果敢堅決，上下一心，朝氣蓬勃，但廣西精神卻沒能及時納入國民黨政權的主流，更為致命的是蔣介石一向視廣西為「異端」，刻意矮化李、白等人，把他們局限於地方軍閥勢力，需要時利用，不需要時排擠甚至圍剿。當桂系領袖李宗仁終於走入國民黨權力中心時，國民黨敗勢已難扭轉，最終國民黨被以延安精神為主導的共產黨打敗了。廣西精神沒有發揮更大作用，便永遠走進了歷史。

　　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究竟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它與蔣介石的個人意志和作風有多大關係？賴維奇教授提出的那個發人深思的問題，我想任何了解廣西精神的人可能都曾想過。

　　桂系隨着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也以悲劇落幕，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可能表彰桂系，「廣西建設」也似乎被遺忘。幸得白先勇先生這樣細緻全面搜集綜合各方面研究，使這一段歷史得以復原，這對當今兩岸關注國共歷史的各界學者來講也應是彌足珍貴的。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香港自由撰稿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