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人、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學府，為什麼會聯繫在一起？這就要從一批中國古籍說起。二○一四年五四紀念日前夕，北京大學圖書館首次公開展出「大倉文庫」藏書。根據當時媒體報道，這批總數九百三十一種、二萬八千一百四十三冊的古籍，是花了一億一千萬人民幣從日本「大倉集古館」購來的。其中包括宋刻遞修本（兩次以上修補重印的研究版本源流的範本）四部、元刻九部、明刻一百五十五部（多數屬嘉靖隆慶以前版本）、明活字膠泥版十五部和金屬版十四部、清初順治至乾隆年間刻本一百五十三部、活字版四十部及鈔稿本一百一十一部等善本。此外，還有存世孤本如乾隆皇帝《南巡盛典》原稿一百二十卷，以及《四庫全書》文津閣失落的殘卷等等。這些珍貴的圖書，學術與文物的價值極高。展覽過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善本書志》（五冊）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圖錄》（上下冊）姊妹篇相繼問世（中華書局，二○一四），著錄與「書影」齊備，圖文並茂，極富研究與參考的價值。北大新建的「古籍圖書館」又將於二○一六年年底竣工，作為它們的固定新家。
「古籍」只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善本」兩字是「好的版本」的意思。「好」到什麼程度，卻有不同的標準與定義。一般說來，時間、文本內容、印刷材料與技術、流傳數量等都是考慮的重要因素。古籍「殺青」的時間當然是越早越好。但是，時間上的「早」和「遲」如何分界？有些歐美漢學家認為明朝末年（一六四四）以前的書籍才算「善本」。又有人主張，清初四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間（一七九五年以前），那時的刻本字美工精，當然也是善本。中國內地的圖書館，通常以一九四九年為分水嶺。至於美國圖書館界，則以流傳的數量來判定。所謂「物以稀為貴」，越是稀少的書籍越是珍貴。英文「Rare Book」兩字，日文翻譯成「稀書」是有道理的。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上列「大倉文庫」的書單，堪稱為珍本中的珍本，稀書中之稀書了。
大倉文庫的創始
「大倉文庫」主人大倉喜八郎（一八三七—一九二八），日本新潟縣人，大倉商業學校（東京經濟大學前身）和「大倉財閥」的創始人。據傳早在義和團拳亂過後，俄船載滿贓物進入長崎時，由大倉悉數買下。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前後，他的財團開始進軍中國，開設南滿洲鴨綠江製材和本溪湖煤鐵兩個公司。民國成立時，中國政府曾以江蘇省鐵路作為擔保，向他貸款三百萬元。一九一八年，梅蘭芳赴日演出時，開出每場兩千日元的「天價」，他二話不說，立刻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