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氣象萬千的《圍城》，每位讀者必會深思良久。深思者也許會有一個或兩三個答案，甚至為此而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作者堪稱文壇如椽大筆，同時用他深邃的思想，揮舞金色飛刀，偏偏穿行在時聚時散迷霧當中。他既沒有莎士比亞「自殺他殺」主題，更沒有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大戰風車」豪幻之氣概，在幾乎平穩情節裏，反而讓我們疑心揣測不止。關鍵問題在於：《圍城》究竟寫的是什麽，要表達的思想和主題又是什麽？這十分像一個高中生向作者提出的既淺顯又幼稚的問題。
一九五七年冬，我在北京八中求學，高中二年級呂俊華老師給我們班上語文課，使我投身理工學科的心願動搖，燃起了對古典和外國文學濃烈興趣。呂老師視域寬、方法新，根本不會受課本的限制。他曾用戲劇化朗誦方式，在作文課上介紹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梅里美的《伊爾的美神》等。他指出，作為世界最優秀的文學作品，有能朗讀，有不能讀出聲來的叫閱讀。但對真正戲劇化的作品你要有聲有色地享受它，只能搭台演出。例如，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長生殿》就是這類頂尖作品。
當然還有更為極端的情況，演出者必須是富有個性的藝術家。其典型例子，恐怕也只有意大利的一老一少了。老者吉利（Beniamino Gigli），少者羅伯蒂尼（Robertino），聽他們和張權、鄧麗君那樣許多歌唱家的歌，好像幫我們查字典，讓人明白一個「唱」字該怎麼寫。表達作品，非常複雜，只有最接近書面文本才簡明恆久。呂老師「語文課」的諸多細節，正與後來我強以為師的錢鍾書先生曲異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