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出身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希臘文學學者米爾曼．巴理（Milman Parry）及其門生阿拔特．洛德（Albert Lord），在今天的波斯尼亞（Bosnia）地區「田野調查」，以當時最先進的錄音器材，錄下數千小時該地完全文盲的詩歌吟唱手之長篇詠誦，並以此客觀證明口頭創作如何以各種「套語」（formulas or formulaic expressions）來記憶、敘述、即場創作；更進一步說明古希臘的荷馬史詩（Homeric epics）之創作方法，亦屬同一血脈傳統的口頭創作吟詠。兩位學者的發現，在研究典範上，徹底顛覆過去對荷馬史詩的認知。巴理教授更曾被譽為「荷馬研究之達爾文」。

楊牧先生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時，研習古希臘文及古英文，亦因此對荷馬史詩、古英詩《貝奧武夫》在原典中之成於「口頭創作」，開始深入思考，並曾親聆洛德教授講學。其後更進一步將兩位學者來自西方傳統的見解，以比較的框架，探討《詩經》之口頭成份。

這部博士論文，歷經修改，終在一九七四年罕有地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刊行；書名為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中文意思是：《鐘與鼓：詩經作為口述傳統中之套語詩作》。此書之創意，不單是將兩位西方學者的「口頭創作」理論，應用於文化脈絡迥異之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更以《詩經》之短篇及抒情兩個特色，大大拓闊兩位西方學者源於長篇及敘事之理解。

在此書之後，楊牧先生持續以比較的角度探索《詩經》。先是就《詩經》之肯定「文德」，與頌揚武德之古羅馬史詩《厄尼亞本紀》（Aeneid）相較，重塑一個面貌殊異的中原史詩英雄。儘管不少中外學者都認為，中國文學之發展雖源遠流長，但並無出現西方傳統及一般認知的「史詩」（epic）；楊牧先生之獨特見解，亦為長久以來的爭議，增添一個角度。其後又就《詩經》中「儀式」（rituals）之「具體描繪」（mimesis），窺探中國戲劇之祭典起源，不但補充王國維早期的重要論點，更與同一時期任半塘之闡釋，異曲同工。

二○二四年春，由花蓮同鄉老友葉步榮先生監修、洪範書店負責之三十卷全集，終將楊牧先生對《詩經》之比較研究，在華文世界首次全面呈現，定必對日後中國文學的理論探討多有啟發。

（作者為本刊顧問、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