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舘兩主題展──開幕展及香港文學常設展

五月二十七日開始的香港文學舘展覽包涵了兩個主題展，一是開幕展「萬物有文，文裏有花」，二是香港文學常設展。舘長潘耀明先生強調，文學舘要重視作家的手跡與原件的保存與推廣。這關乎「物」與作家形象建構的重要課題。

海德格爾認為探討物的目的在於探討人，從中探討人的存在與世界的關係，因為「物與人類在現實生活中生存以及人類的存在命運息息相關」。文學舘中被放置的曾經屬於過去的物，在舊時光裏原本可能正在被使用，或者被閒置在生活某處，或許已經被遺忘，但在進入文學舘後它們發生了位置的改變。文學舘的物被放置在一個歷史性、紀念性的空間裏，它們在一定秩序的展覽脈絡中作為展品去展現與人有關的記憶與痕跡，甚至被設定在它從前的擺放秩序中去重現歷史的臨在感。正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特殊的空間，這些原本與人生活緊密相連的物，擁有了一個獨立的身份，它們可以發聲，帶着它獨特的記憶與痕跡成為人存在的物質見證。它不再是從前被人掌握與使用的物。而是被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展櫃裏，被視為珍品的物件，在歷史空間中講述着它與人的親密關係。也正是因為文學舘這樣的特殊空間，把物與人相對分離，這樣的距離感使人能更獨立地看待一件物品，並有機會在歷史脈絡與人物故事的講述中重新審視與思考物的內涵與價值。

在文學舘，展品的身份使物脫離了原先人對它設置的狀態，物成為展現作家生平故事的物件，物的生命史與作家生平、歷史文化融合在一起，日漸演變成一個講述人物故事的符號系統下的構成。物的符號性就是它的文化性。文學舘中的物在展覽中共同指向文化，物的文化性是懷舊的，它們的意義在於指向歷史與過去。作家本人的精神活動與作品就是文化。他去到不同的城市與不同的人交往，用自己的思想影響一個地方或者讓自己原本的精神受到地方文化的浸染，文化會被不斷詮釋，符號的所指也在不斷更新與豐富。物這個符號背後的深刻內涵與歷史故事需要被發掘與重視。劉以鬯的《酒徒》啟示王家衛電影的靈感；金庸的武俠文本風靡整個華語地區。物是生命最唯物的客觀存在，在人的生命消逝後，承載着人與文化的物凝聚着人的生命記憶，文化的烙印將跟隨它們去延長它們自身與人物的生命長度。

文學舘是講述作家特色與成就的地方，文字、圖畫、展品及多媒體技術共同讓參觀者參與到作家的生平中。參觀者通過展覽走進作家的經歷，感受作家的思想情感。戴望舒的詩抒發戰亂時代香港的憂鬱，蕭紅在九龍完成偉大的創作《呼蘭河傳》，張愛玲的小說打開了中國人的靈魂。物連接着參觀者與作家之間的感情，它被擺放在展台中，參與着構建作家形象的活動。物凝聚了時代的個人與集體記憶的經歷痕跡。當它們進入文學舘成為展品，融入文學舘的敘事脈絡，物開始成為沉澱文化的載體。在文學舘中，它們可以延長自身生命與擴展自身價值，同時它們為作家書寫傳記，綿延作家的生命。

文學舘收集作家的物，是把零落四方有關作家的記憶集合、固定，再把記憶轉換成確切的文字、圖像及物件，讓參觀者在媒介物對人物的重塑中深入了解作家。黃慶雲二十一歲在香港創辦第一本兒童雜誌《新兒童》，六十七歲在廣州創辦發行量巨大的《少男少女》，晚年移居香港後又迎來另一個寫作高峰。物在這裏是媒介與推進器。它們寄寓了人的氣味、性情、精神與多重內涵，在歲月的變遷中，遺留下來的物逐漸沉澱了越來越多的含義，也幫助浸染地域的文化氛圍。香港文學舘炫目的亮點，是在展覽中引入新技術和互動元素，讓展板、圖片、文字、手稿及其他靜態元素變得活色生香，策展人對享譽世界的香港電影的借用，更令文學舘開幕展及香港文學常設展錦上添花，凸顯國際化大都市的先鋒與繁榮。

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

「南來作家」是一個從香港地緣出發，追溯知識人自身民族文化淵源的複合概念。其群體的身份定義寬泛，活動性質多元，向來是學術界討論百年香港時必定觸及的課題。潘耀明先生以「南來作家展」為文學舘開館熱身，目的在於凸顯香港新文學與中華文化特別是「五四」現代精神的內在淵源，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用一千多尺的空間呈現南來作家對香港文學的形塑與影響。

何謂「南來作家」，確切地說，「南來」是「來南」。「南來作家」大多出生於動盪的晚清至近代中國社會，這一群體跨越了自北面大陸至南面香港的活動轉遷，作為知識精英的他們攜帶中華文化的活性因子，在港期間以文學和文字為媒介播下文明的種子。香港作為中西交匯的地界，因開埠以來相對穩定的政局，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吸引了不少文化人聚集在此。一直到六十年代，香港才成長起真正的本土作家。是次展覽選擇的南來作家群，顯示其重要作品在香港創作以及對中華文化的傳承等。

這二十四個南來作家，經文學舘學術委員論證，包括許地山（一八九三─一九四一）、曹聚仁（一九○○─一九七二）、戴望舒（一九○五─一九五○）、葉靈鳳（一九○五─一九七五）、黃谷柳（一九○八─一九七七）、徐訏（一九○八─一九八○）、蕭紅（一九一一─一九四二）、李輝英（一九一一─一九九一）、端木蕻良（一九一二─一九九六）、何達（一九一五─一九九四）、駱賓基（一九一七─一九九四）、高旅（一九一八─一九九七）、劉以鬯（一九一八─二○一八）、阮朗（一九一九─一九八一）、秦牧（一九一九─一九九二）、司馬長風（一九二○─一九八○）、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九五）、黃慶雲（一九二○─二○一八）、羅孚（一九二一─二○一四）、徐速（一九二四─一九八一）、梁羽生（一九二四─二○○九）、金庸（一九二四─二○一八）、金依（一九二七─二○一六）、吳羊璧（一九二九─二○二三）。他們有的短暫居留，有的安居樂業，還有的離港移居內地或海外。這些作家的字裏行間，關注國家與民族的危機，對平民百姓悲憫與關愛，同時洞察人性的幽微，留下深刻的香港印記。

張愛玲的照片牆是此次布展的其中一項。照片是證明已經不存在的過去的一種證據。照片保存了過去時刻中的痕跡，人們從照片中了解過去的方方面面，人物的神態、髮型、穿著打扮等，經由它走進過去的社會與歷史。在發黃的照片、斑駁的舊書和充滿痕跡的用品中，人們能探究更多關於過去的故事與細節。「南來作家」展中，張愛玲的手稿《小團圓》的複製品被製作成一個螺旋的圓型裝置，除了寓意書名外，也象徵着「打開時間的卷軸」。文學舘及展覽的物來自於不同的年代與不同的人，物背後人與人的關係就像一根根連綿交錯的線，共同組成了作家意識的綿延。

圖書館和文學舘的展品來自於異時異地，經過有意識的選擇與價值篩選組成系列陳列。特定的場合延長了物的生命，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物又不同程度地延長了人物生命的長度。物的生命旅程超越了人的生命時間，物在社會中經歷的關係繁多，且物是超越時間、空間，連接過去、當下、未來的物質性存在。在與文化的融合中，物的生命得到延長，物的主體性地位逐漸提升。物的記憶性與物證性使得物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說服力。展舘的物的研究延續了物質文化對物的研究，同時將物放置在人的生命歷程中討論。展舘也激活了這些被歲月埋藏的物的生命，物在此特殊的空間成為城市知識文化的構成。作為具有文化意味載體的物，在城市文化構建過程中體現自己的價值。

文學展覽與地域的文化景觀密切關聯。因為文學遺產呈現了地域文化的特殊景觀：服裝、傳統、節日、思想、宗教等等。文學是遇見一個地方、遇見它的傳統的絕佳方式。曹聚仁的《北行小語》、黃谷柳的《蝦球傳》、秦牧的歷史小說《洪秀全》等，文學作品傳達作家的觀點和一種特定文化及其非物質意義所限定的個人經歷。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展覽起到闡釋文學遺產的作用並促進讀者的感悟與理解。這就是為什麼文學之路是探索文學遺產和文化景觀之間聯繫的最佳方式。

參觀文學展覽是對思想、知識、傳統和其他概念的探尋。這些思想、知識、傳統和概念讓我們思考、教導我們並為我們講述歷史。作家思想和詞語的非物質世界通過書頁變成了物質。經過這第一輪的物質化，文學遺產得到了拓寬。許地山在香港大學的創作手稿與研究筆記、創辦《新晚報》的羅孚的藏書、葉靈鳳的漫畫、梁羽生的簽名，以及金依、劉以鬯的書信等，他們在這座城市有過活生生的存在，與他們相關的紙張、筆、桌子、房屋、庭院、景觀和城市等成了文學遺產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們曾是作家生平或靈感來源的一部分。

文學舘塑造地域文化

西方博物館最本源最傳統的一個解釋是祭奉繆斯的場所。繆斯是希臘神宙斯的九個女兒，她們分別主管口才與史詩、歷史、音樂、抒情詩與愛情詩、悲劇、頌歌、舞蹈、喜劇、天文學，其中有五個都與文學有關。博物館最早的淵源便具有文學的職責使命，即追求美好的感情與精神，啟蒙人們關注不可看的、不實用的卻對人有益的一個領域，而不僅僅是收集、展示珍貴戰利品或個人奢侈品的地方。博物館被視作傳播文學遺產的有利平台，它塑造一種教育言說來傳播訊息，同時在遺產意義和非物質維度意識的提升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博物館和展覽，在商業社會中幾乎成了不可分離的雙重包裝文化現象，猶如「軟件」和「硬件」，兩者缺一不可。觀賞者反應熱烈，這種現象在西方世界也是與日俱增的。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徽森（Andreas Huyssen）教授認為，博物館現今的功能是製造一種文化景觀和大眾娛樂，即使變成了一種為取悅觀眾的文化工業，它的展覽性質也和電視不同，因為館中呈現的物品可以滿足觀眾對於「存真」（authentic）的願望，而這種願望恰好印證後現代社會實踐觀念急速變遷後，人們對於文化回憶的需要。博物館展示的古董或文物可以讓觀眾在觀賞的那一段時間感覺到一種暫時的「重新着迷」（re-enchantment）。此字源自韋伯（Max Weber）的著名學說，韋伯認為現代化是一種人們不再着迷或「失魔」（disenchantment）的過程。

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李歐梵教授指出，徽森的這個理論指出人們對於時間觀念的執着：回憶或忘卻都是處理時間的方法，都是有選擇性的，也都是對抗後現代文化中的「健忘群」的辦法；健忘症使得記憶和忘卻皆無意義，但是人們卻無法在全然健忘的文化中生活。記憶是指向過去與歷史，記憶穿過遺忘的屏障找尋着被時間埋葬的痕跡，找到過去與當下的聯繫，重構過去在當下的意義。建築、私人物品等物是記憶的載體，具有記憶性。物與人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們的屬性、特點、擺放的位置、使用的痕跡等都在不同程度揭示豐富的含義，記憶性能夠喚起這些含義的回憶。文學舘和圖書館的展廳並非來自歷史的真實，而是一種重新塑造出來的「文化感」。

文學舘的展覽介紹作家的生平與作品，宣揚作家的人生精神，使參觀者在了解基本的文學知識之外，能對作家、文學作品產生共鳴，體會到作家富有魅力的人生，從而受到思想的啟迪。文學舘具有文學研究價值，舘內的物件與研究資料是真實的歷史史料，這些物為作家發聲參與了整個展覽的敘事。文學舘作為展現作家真實人生的場所，亦把過去、現在與未來緊密聯繫在一起。文學舘為人與物的對話提供了一個特別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物與物的聯繫再現了個人與集體的記憶。物讓歷史與時間得到綿延，對物的探索即是對人的追尋，是認識作家的重要途徑。物的陳列把過去遷移到此處與當下，完成一套關於人的強有力的自傳性敘事。參觀者走進文學舘，在音樂、燈光效果的襯托下，在物與物之間發現一個個真切的個人，走進另一個不熟悉的人與他的人生。物是活過的生命，它們積澱了時間的重量，時代的變化與個人的選擇都由它們講述。文學舘這一記憶的空間是延續物生命的場所。每件物在作家漫長或短暫的生命中都有特定的位置，構成了他的人生，可以說構成文學舘展覽的並不是物，而是作家本人。

潘耀明指出，我們透過文學推廣香港的文化、了解香港的社會嬗變及歷史經驗，感受這個都市的獨特創意與文化品牌。文化是都會的靈魂，文學是國家、城市的文化核心與精神支柱。香港文學舘及其展覽，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特別是香港與中華文化不可割裂的關係。

（本文圖片由香港文學舘提供。作者為香港文學舘出版部主管兼助理學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