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有一個輕鬆的聚會，吃東西閒聊那種，而且是居家沒有著裝要求，一開始大家都興高采烈，吃完飯集結在茶桌上展開深度聊天，發現每個人都很喪。有正在離婚的，有家中老人癡呆的，有自己身體亮起紅燈的，有重度失眠的，有跟頂頭上司極度對抗又不能辭職的，還有爭奪遺產打官司的，以及一個朋友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實現了夢想輕飄飄來一句那不是我想要的。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大嘆苦經，因為我是前輩嘛。

每個人的故事都有一匹布那麼長，我想說的不是比慘，而是怎麼涼拌。曾幾何時我們都「凡爾賽」過，對別人的「凡爾賽」也非常上頭，感覺自己活着就是給偉大的時代抹黑，本以為疫情是最糟糕的，內心盤算着怎麼把所有個人失誤都推在口罩上，再也找不到這麼合適的鍋了。萬萬沒想到反而是疫情之後情況急轉直下，經濟一路下沉，各種爆雷、倒閉潮、失業潮，然後就是集體迷茫。

那麼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故事當然不全是環境造成的，但是以往的順勢順境會自動遮蔽掉一些不堪和矛盾，因為人意氣風發的時候容錯率高，現在不行了，那些負面的問題顯得格外突兀、顯眼，讓人無法忍受。

然而不知道為什麼，我又會感到一種別樣的輕鬆，尤其是朋友們都困在煩惱中，更顯得這才是真正的生活，是生活本真的樣子，家裏永遠是亂亂的，自己永遠是氣急敗壞的，各種事滿頭包全部等着你去處理。

這不是矯情，正如你爬山、健身、慢跑很累很累換來的是內心的輕鬆，你放棄優渥接受挑戰得到的是精神的解放。現在是我們都不用那麼劍拔弩張爭當成功者了，終於可以喪喪的了。

當你扛過最艱難的時刻，才發現自己是真的長本事了，進步了成熟了，不再是那個有車有包便「剪刀手」的小孩子了。

有人說時代的紅利都被我們吃完了，那麼好，從現在開始我們將不再欣賞夢幻製造夢幻，不用裝出吃不完用不完的樣子，不用粉墨登場，我們將記住羅翔老師說的：「請你務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萬次毫不猶豫地救自己於這世間水火。」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鍾二毛的「新南方寫作」與其不可承受之「輕」 伍嶺

今天我們談論「新南方寫作」，批評家們都有各自的看法。顯然，這是當代文學討論中避不開的話題。什麼是「南方」，什麼又是新的「南方寫作」，它受地域的影響嗎？自改革開放以來，「流動的南方」就一直是包容、自由、向外走的姿態，在此經驗下的文學創作也自然是開放性的。我一直不把「新南方寫作」視為深圳或者廣東等的地域性概念，它只是借在這個地域下形成的經驗來寫某個群體或者人類的際遇。我想以三位深圳作家：鍾二毛、蔡東、林棹的作品淺淡「新南方寫作」的深圳特色與經驗。

本期我們先來聊一聊鍾二毛。

近期，鍾二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說集《晚安》，這本中短篇小說集一共收錄了十篇作品，聚焦城市中產階層，從職場、購房、育兒、養老等深具社會性的主題切入，觀照他們的生存與精神困境。這些主題以及鍾二毛通過文學來延展的社會問題是屬於南方或者深圳的嗎？顯然不是，它放在國內任何一座城市都是需要關切的，哪怕放之四海，也是具有國際視野的反思。我們常說文學的時代性與現代性，《晚安》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那麼它在「新南方寫作」的概念裏又是什麼呢？

本文重點以同名小說〈晚安〉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晚安〉講述了一位患有絕症的母親不堪病痛的折磨，請求自己當刑警的兒子給她一個安樂死。在這個過程中，母親講了七個關於死亡的故事，而這七個故事既是母親對人生的回顧，也是對求死的嚮往。兒子大毛始終平靜地面對隨時到來的末日，但他的平靜就像他每日為母親燒開水一樣，水在壺裏滾燙翻轉，咕嚕咕嚕的低吟，只是悲痛一直被壓抑着。壺本身的「冷漠」，折射出在生死抉擇面前，在傳統孝道的陰影下，無可奈何的堅強。

最後時刻的到來，「（母親）這一絲笑容，彷彿把過去所有的痛苦都抹掉了。這一絲笑容，似乎意味着一切從零開始。」鍾二毛是一位在描寫上非常細膩的作家，此刻的「從零開始」是讀者經歷過七天的痛苦掙扎後一同面向「新生」（死亡或告別痛苦）的開始，我們似乎可以平靜的接受這一切了，但依舊向壺裏的水一樣壓抑着悲傷。

鍾二毛寫，「我把母親抱在沙發上，坐好」，他一直在強調「坐好」這個詞，是因為母親此前因為疼痛只能跪着，但這最後的時刻，要讓母親「坐好」，不僅給予母親最後的尊嚴，也是在不斷加強自己內心的穩，生死離別之際，要把最好的安寧留給母親，所以要穩。

鍾二毛還設計了沒有標籤的藥瓶子，描寫了母親黑洞洞的嘴，也祈求這些藥丸、水啊，都能慢點再慢點進入母親的體內，這最後的母子時光，是鍾二毛定格在文學裏難捨之情，也是讀者無法言說的告別之痛。

身在深圳的鍾二毛和這座城市的大多數人一樣，皆為遊子，儘管這篇小說未更多提及遊子的心境，但通過與母親的告別，也完成了對遊子的鄉愁、親情與無助的空洞心態的深層且克制的關照。這篇小說名為「晚安」，也是對文本內涵的特別的定義。如果你通讀這本小說集，就能體會到這一點—晚安，在都市裏，甚至在南方城市中是習以為常，甚至有些輕盈的短暫告別語及祝福語，但鍾二毛將此用於「死亡」的主題上，並統領整本書的主題，更體現了他的特別之處—在描寫某個群體的精神困境時，借用了「輕」來反襯生活的「重」，那麼《晚安》也好，還是集子中的其他作品也好，都在述說人間漂浮下的不可承受之「輕」了。

（作者為《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

愛上帝者愛鄰如己 胡燕青

《舊約聖經》記載，當年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臨終時吩咐他們遵守律法。《聖經》又說過，為以色列人祝福的，上帝必賜福給他；而咒詛以色列的，必受咒詛。

何謂祝福與咒詛？以色列人是否從此就無往而不利？歷史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以色列南北二國昏君輩出，朝政混亂，終亡國於巴比倫（公元前五八六年）。此後仍流離失所。

二戰時以色列人遭納粹屠殺，舉世震驚。大戰結束數年後，以色列立國，幾場戰爭都很快就打贏了。全球信徒額手稱慶，讚美上帝。不少人認為只要以色列打仗，就必定打贏。

其實這是沒有熟讀《舊約聖經》而引起的誤會。上帝教訓以色列人要愛鄰如己，且必須善待寄居於他們中間的外邦人，即使是報仇也必須有法有度──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容許多罰多取。不依靠上帝行事，更是大忌。歷史上著名的艾城之戰，以色列人就因為傲慢而敗北。

上帝恨人恃「財」傲物、仗武凌人。以色列人祖先雅各，生兒十二，是為以色列十二支派。他們一度經過示劍。他有一幼女，貌美如花，示劍公子熱烈追求，未曾婚配已把她姦污了。諸位哥哥怒不可遏，設計報仇。

報仇一事，本是上帝的工作。《聖經》是上帝的觀點：「申冤在我，我必報應。」可惜，那些哥哥卻給仇恨和貪婪蒙了眼，竟扮作友好，說願和他們聯姻、通商，條件是他們歸信猶太教。而歸信，必須先行割禮。示劍心繫美人財寶，男丁即時割了。雅各兒子們掌握示劍人傷口未愈、仍在疼痛之時機，把其男丁悉數殺死，又奪去他們的婦孺、牲畜和財物。雅各知道此事就憂慮，說自己從此得了臭名，禍事難免。臨終時他告別眾子，唯獨頭三人未得他祝福，因為三人殘暴。

自作主張，常常是人類只憑着血氣行事的表現。今日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逼迫屠殺，和示劍的滅族惡行相似。雖然對方施暴在先，難辭其咎，但以色列人報仇過甚，不蒙上帝喜悅。更何況他們其實在覬覦土地和岸邊油氣？身為基督徒，我不會盲撐今日的以色列。祝福以色列的，不希望他們把寄居的人滅絕，反希望他們明白上帝的心意，向祂回轉，不再恃勢凌人。

（作者為香港作家。）

人與自然？──自然與人之一  鄺龑子

近半個世紀以來，多國都關注環境保護的議題。議論識見日多，實踐卻一直跟不上。因為當中直接涉及企業之利、國家之利、個人之利。何況對「環保」課題的考量，往往仍舊停留在實用及功利思維的範圍內，缺乏深層次的理解和反思：自然與人的本質關係。

自然的論題啟發了不少書寫，在論述中不時會看見一句並置式短語「人與自然」（或man and nature）。設想這句短語的語序構成，也許包含節奏感成份；至於往後為人沿用，大約多半屬慣性因循。不過當中的表述也有價值觀的反映，即以人為主的人類中心思維（anthropocentrism）。本體上和時空上，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無疑大於人類。然而文明建構之對己對物，很久以前就不講文明。要學會多點尊重自然，簡單直接的步驟之一，也許是改變語言和說話習慣，將「人與自然」改作「自然與人」，提升多兩分自我警醒。

從宗教到哲學、文學表述，在絕大部分時間和情況下，人的思維都是人類中心思維，大約唯道家思想堪稱例外。不論是文藝復興時期以來與時並進、調節涵義的「人文主義」（humanism），抑或各種反其命題的說法（包括一些象牙塔式的抽象理論操弄），當中強調的都是人類認知世界、管控生命的理性能力（reason）。這種號稱人類獨有的能力，從大處看是理所當然成就了人類中心思維；從小處看，則膨脹了個體自我中心的本能及算計。

自我中心不必是道德缺失。生物生存需要的性質和本能，首先是自利、自我中心的，原屬於無可厚非的行為起點。牛羊吃草可造成土地沙漠化，野豬挖土覓食破壞鳥類巢穴，因此動物也有破壞環境之舉；但這些行為都屬於生存所需。人類亦同樣有衣食住行所需：開拓耕地而燒掉部分森林，建造樓房而砍去適量樹木，亦可算入生存所需。何況自然是自生自滅、自我修復、自我平衡的玄妙系統，遠古恆久，高深宏大於人而從來無待於人。

矛盾和遺憾的是，人類從來不安本份，甚至總喜歡「過份」。我們愈是歌頌人類的創造力，心志就按正比例地愈發驕傲，目空一切。自然的因果回應，是異常而激化的天象、含毒素的食物和用水，乃至變異的細菌病毒。人類天天放縱，日日過份，是否再需要一次挪亞式的體驗和重建？

（作者為耶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