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觀約取真才子

陳文統先生學識淵博，諳熟歷史、詩詞、對聯、掌故、圍棋、象棋等，是著名作家、楹聯學家和棋評家，於文辭一道涉獵極廣。數十年來在報紙上開設多個專欄，除武俠小說上千萬字外，其各類專欄文章亦上千萬字之巨。

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封劍，封的只是三十年來的「筆蕩江湖」生涯而非就此封筆，仍然繼續數十年來的文史小品寫作，陸續刊載於香港《大公報》、《香港商報》、新加坡《星洲日報》等，筆耕不輟。他並未另起爐灶而獨掌一門，而是遠離政治和商業，如中唐元白「元和體」般，「其間感物寓意，可備蒙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粗，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由此陸續如寫武俠小說般刊發，再結集出版，有《筆．劍．書》（一九八五）、《筆不花》（一九八六）、《名聯談趣》（一九九三）、《筆花六照》（一九九九）、《筆花六照》（增訂版，二○○八）等。

先生用功最勤、貢獻最大的是楹聯的創作與研究。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大公報》上開設了三年四個月的每天見報的「聯趣」專欄，後結集為《古今名聯談趣》（一九八四），《名聯觀止》（增訂版，二○○八）分上、下集，《名聯觀止》（二○一七）增補《香港商報》的「聯上趣」專欄內容而使其「聯話」更為完整。先生武俠小說回目精工巧妙，可作為名聯集錦品鑑。

先生長於詩詞創作，僅小說中的開篇詞、終篇詩及書中間涉詩詞便足結成厚重專集。故此乃有二○○八年楊健思輯錄之《統覽孤懷—梁羽生詩詞、對聯選輯》一書，分為「少年詞草」、「彈鋏歌」、「劍外集」三部分，選錄先生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初期的詩詞作品、武俠小說中及此外的部分詩詞和對聯。先生知交鄺健行教授在該書序中特地提到：「總覽先生著冊，多納詩詞。所以抒角色之感興，所以助情節之推移。非撏撦於義山，乃推敲之旡本。風貌去昔賢，未逾尺咫；文辭見他作，頗訝馬牛。蓋先生少炙名家，早通律調。每能寄意，尤擅倚聲。往往搖曳清泠，飛冷香於秀句；嘯吟棖觸，憶故劍之平生。至味堪尋，一時莫比。然而雖遵章回之軌轍，亦寓時代之精神。……若夫先生聯語之雅文律切，回目之工穩意賅；此特詩詞之餘藝。茂根而遂寶，沃膏而曄光；可以不煩論議者矣。」結合該書收錄詩詞統觀之，先生詞宗南宋白石、玉田以來的清空一派，古雅峭拔，清麗婉約，在意象、色調、抒情方式上獨具一格，展現出狷潔的文化人格。先生在小說正文中大量運用詩詞楹聯（包括小說名與回目），不僅文采斐然，對渲染環境、交代背景、促進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等都能起到推動作用，甚至成為情節轉捩關鍵，並且平添了文人雅致，提升了小說意境與格調。尤其是開篇詩詞或者結尾詩詞，都能奠定全篇基調和總結提煉全篇主題，有意味深長、韻致悠遠之美學意蘊。

先生採用多個筆名，撰寫各類文史小品。比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開始使用「陳魯」的筆名，用於圍棋、象棋的棋話與棋評，出版有《穗港棋王會戰紀詳》（一九五五，署名陳魯，與王蘭友合著）等；一九八○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以「時集之」的筆名在香港《商報》開設專欄，其間一九八六年一月初至一九八七年五月底的「摘錄評點《金瓶梅》」專欄以每日一篇的量累計三十二萬餘字，後結集為《梁羽生閑說金瓶梅》（二○○九）；四百多篇談論民國時期詩詞作品的文章後結集為《梁羽生妙評民國詩詞》（二○一六）。

其他筆名，如以「梁慧如」寫歷史小品，以「馮瑜寧」寫文學隨筆，以「李夫人」之名主持「李夫人信箱」等，這些散文、評論、隨筆、棋話，後結集為《史話一千年》（一九五四，署名梁慧如）、《婚姻與家庭》（一九五五，署名馮浣如）、《文藝雜談》（一九五五，署名馮瑜寧）、《人生與友誼》（一九五五，署名馮浣如）、《中國歷史新話》（一九五六，署名梁慧如）、《三劍樓隨筆》（一九五七，與金庸、百劍堂主合著）、《李夫人的信》（一九五八，署名馮浣如）、《古今漫話》（一九六九，署名梁慧如）、《人生的探秘》（一九七二，署名馮浣如）、《文藝新談》等。此外還有「馮顯華」、「幻萍」、「佟碩之」、「鳳雛生」等筆名。

境界始大開新派

先生早年立志從事文藝工作，後來也以文藝小說的標準來創作武俠小說。

他曾指出武俠小說完全可以符合文藝小說的要求，即反映時代、塑造典型人物及藝術感染力。怎樣才能寫好武俠小說？「寫好武俠小說並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備相當的歷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識，並有相當的藝術手段、古文底子，而且還要懂得中國武術的三招兩式，才能期望成功。」撰寫者的創作態度應當端正。他在一九七七年應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的邀請作「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的演講時，介紹了自己創作武俠小說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時代的歷史真實；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先生一貫主張，武俠小說的創作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和文化儲備。僅僅把文本和形式當作突破口，對傳統文化、對歷史、對文學沒有真正認識的作者，是寫不出像樣的作品來的。從這一點反觀先生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會發現既繼承了傳統小說的形式和審美，又摒棄了傳統武俠小說一味復仇、嗜殺的傾向，將現代的歷史政治觀念融入武俠小說；不僅將傳統小說中詩詞、回目等藝術形式大加發揮，而且提出「以俠勝武」的創作觀念，賦予「武俠」新的含義，將武俠小說這一通俗文學類型提高到一個新的藝術境界。

先生撰述武俠小說時受到當時文學政治觀念的影響，創作中展現出以人民性為本位的俠義觀，幾乎每部都在明確的歷史背景下展開，從唐至晚清，搭建起屬於自己的宏大江湖世界和歷史譜系。主人公多能做到俠義精神與歷史責任的統一。所以他筆下江湖義士較少，憂國憂民、為國為民的歷史英雄較多，一新明清以來白話小說英雄人物為官府、帝皇權臣分憂之風氣，極具現代意義。由此，他筆下不僅有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名士遊俠，亦如《紅樓夢》般刻畫出一批智勇美兼具並勇擔重任、遠勝鬚眉的女性形象。

但開風氣不為先

與此同時，宏大敘事下乃有師老兵疲之弊，比如模式化的創作傾向，主題和人物性格的單一，對人性世態的描摹偏於浪漫而缺深刻，傳統白話小說創作那種枝節曼衍、說教甚重的筆法在其後期創作中也多有體現，等等。

中國武俠文學研究專家陳墨在二○○九年緬懷先生的〈情懷梁羽生—莫道萍蹤隨逝水〉中寫道：

閱歷深厚而才華橫溢，偏率性懶散而不善經營，的確是生公大俠為文和為人的重要特徵。若善經營，其小說藝術張力可發揮到另一重天地；若不懶散，而對其小說進行必要的修訂整理，則其小說必更少瑕疵而更多精彩，俠迷梁粉必有更多可探討可讚歎的話題。小說之內如此，小說之外亦如此，梁園雖好，其值不彰，未嘗不是缺少內外經營之故。

這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心態，學養豐厚、才氣非凡卻始終心有旁騖，終致先生僅成就一代武俠小說宗師之名。

先生心思純摯，秉性率真溫厚。中山大學冼玉清教授說他「忠厚坦摯，近世罕見」，可視為不通世務的另一說辭。香港詩人舒巷城贈詩「裂笛吹雲歌散霧，萍蹤俠影少年行。風霜未改天真態，猶是書生此羽生。」詩中的末句，令先生大呼「知我者，巷城也」。識者則以為如此書生品質，做學問或寫詩或許是美質良才，作為小說家則未免有所欠缺，這也許就是先生武俠小說中創作主題、人物刻畫、情節場面等過於單一的根源所在吧。再就是陳墨先生在《香港武俠小說史》中所指出的：「在獨立意志、獨立個性追求，以及獨立思考勇氣、習慣和能力等方面，梁羽生與金庸有很大不同」，加之創作中後期如同還珠樓主般魚龍曼衍，互文迭出，終致藝術表現效果打了折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長期找不到修訂出版《武林三絕》的恰當方案。

俠情遺韻在人間

先生曾有集句聯：「俠骨文心，雲霄一羽；孤懷統覽，滄海平生。」此聯既暗嵌「文統」、「羽生」之名，又是他的人生寫照。「俠骨文心」為其武俠主題亦寓其為人要義，「孤懷統覽」見其廟堂之高廊廡之大，將其平生情懷抱負、功業感慨悉納此聯。他開創了一個新武俠繁榮的時代，是一位真正彰顯中國武俠文化的大師。

二十年前，也就是二○○四年六月，先生在《筆花六照》再版後記中回顧創作生涯，寫道：「往事並不如煙，要說是說不完的，能說多少就多少吧。這正是：舊夢依稀記不真，煙雲吹散尚留痕。」話語一如既往的低調，卻絲毫不妨礙他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以及讀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為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文學博士、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