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生在沿海內地一個小城鎮，成長在一個文化娛樂形式相對單一的時代。偶然間，通過一本武俠連環畫、一段收音機裏的評書、一部港產武俠影視作品接觸到了全新的武俠世界。那時，以金庸和梁羽生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及改編作品，使得我們青少年時期精神不再匱乏，他們的作品成為了我們重要的閱讀材料和精神寄託，這些小說啟蒙了我們對於江湖、英雄、愛情與道義的理解。

我十歲前後在祖父祖母家生活，祖父生於一九二四年（與梁羽生先生同年出生），小時讀過私塾，寫得一手好館閣體書法，頗愛閱讀。他時常在午後拿起放大鏡翻閱小說，記得眾多小說封面中就有「梁羽生著」和「金庸著」的字樣。我也會翻上幾頁，看到封面書法題字和書中插圖定會拿出紙筆描摹一番，畫面中有刀光劍影和英姿颯爽的人物，祖父每每看到我的「作品」總會誇我畫的真「像」，彼時，我就與武俠結緣了。

再識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梁羽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領路人」和「開創者」，以其獨特的文風、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鮮明的人物塑造，吸引了大量讀者，成為推動武俠文學熱潮的重要力量。

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武俠小說在內地一度遭到批判，梁羽生的作品也不例外。這一時期，內地讀者對梁羽生及其作品的認識十分有限，主要通過私下流傳的手抄本或走私入境的書籍，形成了一種地下閱讀的文化現象。

一九七八年以後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隨思想解放和文化市場的逐步開放，武俠小說開始得到官方的認可和社會的廣泛接受。梁羽生的作品，連同金庸、古龍、溫瑞安等人的武俠小說，猶如一股清風，迅速風靡內地。這個時期，出版社開始正式引進和出版梁羽生等作家的小說，使得更多的讀者能夠接觸到這些作品。

進入九十年代後，梁羽生的更多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進一步擴大了他在內地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那時正值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猶記初次看張國榮與林青霞合作的《白髮魔女傳》時，被電影獨特的武俠美學瞬間給拿捏。電影從小說原著文字中來又高於文字本體的抽象表達令人驚艷，林青霞演繹的白髮魔女冷艷絕倫堪稱武俠美人典範，更被卓一航和練霓裳之間愛恨交織、跨越正邪的愛情所震撼。這些影視作品不僅讓原有書迷得以重溫經典，也讓更多未曾閱讀原著的觀眾認識並喜愛上了梁羽生的武俠世界。

造像

梁羽生先生筆名姓源自於中國文人輩出的南北朝之「宋、齊、梁、陳」時期，「梁」在「陳」先旨在表達繼承梁陳文統自勉之意，結合台灣友人贈佳句「羽客傳奇，萬紙入勝；生公說法，千古通靈」，得「羽生」之名。從先生的筆名足以窺見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敬之情，魏晉風度或許是先生「俠義」精神的溯源了。

無獨有偶，我自大學起就一直學習和生活在六朝古都南京。二○一八年為紀念南京博物院鎮館之寶《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出土，我為南京西善橋創作了一組「竹林七賢」群雕，先生倡導的「武俠精神」與七賢崇尚自由、追求獨立人格和正義節操，以及返璞歸真的生活態度一脈相承。先生向來以名士自居：「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這兩句詩就是其氣質的彰顯，他筆下的俠客豪情萬丈，而他本人確虛懷若谷、溫柔情長。

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其雕塑形象應展現出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學大師的氣質。塑像應重體現出他的學者風度，以及對武俠文學的深遠影響。梁羽生的作品中人物較為正統，往往遵循傳統武俠的道德規範，強調忠、義等價值觀，因此，塑像應傳達出正義感和對傳統的尊重。

我在創作先生胸像構圖時虛化了人物兩側肩膀和胸背的實體，先生微微頷首，塑痕內斂的西服隱約可見，順領口虛化至基座。意在展現其在武俠文學領域的「先河」身份，同時，虛空的雕塑構圖象徵先生虛懷若谷的人生態度。唯重點刻畫了先生爽朗的笑容，眉目之間有微妙的情感深度，映射了他筆下人物和自身豐富而細膩的人生情感。

二○一八年十一月四日，也就是金庸先生逝世後的第四天，我創作了金庸先生胸像。雕塑中把倚天劍、屠龍刀和蓋世神功化作了一條「意象」圍巾，先生瞇眼昂首笑看風雲過。與金庸先生雕塑凌厲的塑痕風格不同，我在塑造梁羽生先生時的手法溫和謙遜相對含蓄「隱逸」。兩尊塑像呈現的構圖狀態是迥異的，塑造手法也各有不同，但二者的「姿態」是中正的，二者洞察的是正義、忠誠和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兩尊雕塑眉宇之間呈現出對人生的豁達氣度是相通的。

「文以載道，歌以詠志」，我與武俠結緣，與造俠者神交，故「塑」當以傳神。為梁羽生先生塑像時，奮筆疾「塑」中，我思緒中滿是先生筆下穿越時空的人物形象和蕩氣迴腸的家國情懷。我把他的文學成就、人格魅力及其對武俠文學乃至中華文化傳承的貢獻，以泥土凝聚成了一尊實體雕塑，是為「武」；而銅像的眉目之間，洞見的是一代文學大家笑看世間的睿哲眼神，是為「俠」。

今以先生之造像，致敬造俠者百年誕辰，致敬香港文學下一個百年！

（作者為中國當代雕塑家，雕塑作品多次入選國家藝術基金、江蘇省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等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