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友人卻提醒我，從索邦大學廣場一直綿延到凡爾賽門的Rue de Vaugirard，是巴黎舊城圈裏最長的街道，我從前的居所靠近路的東端，至於ミサワさん的療養院，則座落在西邊的路段。

是嗎？原來路程，遠比我想像中遠。

就像我初次尋訪那間位於Rue Emile Zola,Noisy-le-Sec的房子一樣。

上一次跟ミサワさん見面，已是二○一八年，當時她差不多已年屆八旬。我懷複雜而矛盾的訣別心情，踏十年前的足印，從市中心搭乘地鐵十一號線來到Mairie des Lilas，再轉乘巴士到Place Carnot。沿途的社區幾乎沒變，都是一樣的頹唐，一樣的凋零寂寞。據說，這一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曾經是繁華的工人社區，因此處處都有以左翼思想家、政治家命名的街道，包括這條Rue Emile Zola。

我在一個初冬的傍晚，首次踏進ミサワさん的宅院。由於低估了路程，當我走進起居室時，另外三位年輕人，已經圍坐在炬燵前，邊喝咖啡邊聊天了。然後，ミサワさん讓我們到園子裏幫忙清理雜草，堆砌一下菜圃外圍的磚石，直到天黑，ミサワさん就在大屋的門前搖鈴，向花園喊道︰「À table……」

園子的勞動，其實都是象徵式的，ミサワさん的本意，是藉這個小小的沙龍，讓我們幾個初到巴黎的年輕人，得到一點溫飽和溫暖，互相熟絡，並在往後的日子裏互相扶持。ミサワさん的丈夫嘉野稔先生，生前就經常邀請初到巴黎的藝術家到他們家作客。一九五七年，二十七歲的嘉野先生孤身來到法國學習雕塑，在我認識ミサワさん的前一年辭世，我只在一幀幀的照片裏見過他，在大屋各個角落的餘溫中認識他。隨他的離世，還有ミサワさん日漸老邁，迴響在宅院裏的足音，就漸漸消逝遠去。

接踵而來的，卻是小偷和爆竊犯。

大概是攀緣到房頂的藤蔓，還有園裏叢生的雜草，讓他們將大宅鎖定為目標，他們起初只做些零星的敲打破壞，後來膽子愈來愈大，就趁屋子沒人，破門搜掠。一幫羅馬尼亞的偷渡者，把整幢房子三層樓的每個房間都翻了一遍，而當晚ミサワさん更不巧在家，結果她的左邊臉頰，留下了一大片青色瘀痕。

凡此種種遭遇，我要到二○一八年重訪巴黎時才知道。

悲劇之後，老人家的退化問題日益嚴重。她忘記了手機的帳單，忘記了網路的密碼，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我。於是，當我通過友人輾轉在二○二三年的療養院找到她，圍坐在她身邊的時候，她已跟我們身處在不同的時空了。

「人們從火車的車廂上上落落呢。」當我湊近她，奢望通俗電影的奇蹟能在這瞬間發生時，她凝視我的臉龐，這樣對我說。

畢業之後，每次告別ミサワさん，我總懷一種近乎訣別的心情，但原來，在生死辨證之外，還有一種同時存在又不存在的狀態。

是嗎？原來路程，遠比我想像中遠，不過我還是找到了那條熟悉的Rue Emile Zola。

在那幢存在與不存在的大宅前，妳仍在喊︰「À table……」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