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榮（以下簡稱「李」）：在大作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以前，西方學術界主要有兩本以英文寫成的中國文學史，分別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兩部書對您的寫作有參考價值嗎？請談談二書之優劣。

張隆溪（以下簡稱「張」）：《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和《劍橋中國文學史》對我的文學史寫作，不但沒有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我的寫作是針對這兩本書的寫法而作出的。我是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出身的，所以對西方的文學發展史比較熟悉。十九世紀是一個撰寫歷史、文學史的黃金時代，當時很有名的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敘述就是把歷史如實地講述出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十九世紀著名的文學史作品有很多，其中有法國學者丹納（Hippolyte Taine）編撰的《英國文學史》（一八七二）。丹納提出文學的產生有三個要素，即民族的、環境的和時代的，這都是跟作者所生活的地理、文化、時代息息相關的。

還有一本經典作品，由意大利學者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撰寫的《意大利文學史》（一八八三）。桑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學史》裏寫到但丁，說但丁寫《神曲》可能有作者本身的一些想法，然而《神曲》完成以後，其意義已超出了作者本身的意圖，所以我們討論《神曲》時，大可不必以作者的意見作為基礎。桑克蒂斯的看法對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了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得到充分的發展，如新批評與形式主義的產生等，但卻變得不太利於文學史的寫作。可以這樣子說，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其關注由作者轉向文本，然後再從文本去到讀者身上。尤其是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對於什麼是真實、有沒有可能真實地重現歷史等議題，產生了很大的質疑，甚至歷史的邏輯、因果關係等，皆受到強烈的批判。對文學史批評得最厲害的代表人物就是海登．懷特（懷特是我在加州大學時的同事），懷特認為，歷史的敘述跟小說的敘述沒有太大的分別，不過是把不同事件有條理地串聯起來。這就恍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悲劇是對一個完整行動的模仿一樣，有開頭、中間和結尾。

傅柯也抱持類似的觀點，認為知識與權力存在共謀關係，誰掌握權力，誰就有話語權。所以俗話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種說法不是全然的錯誤，但影響極壞，抹煞了歷史與文學的界線，使歷史顯得不再可靠。有一回，懷特去演講，說歷史的敘述很多都是虛構的，台下一位老太太舉手發言，露出手臂上的一行數字，問懷特：「你的意思是說，我手上這行數字是虛構的嗎？」那些數字是老太太給關進集中營時，被納粹烙在手臂上的。懷特當時顯得尷尬萬分，幾乎下不了台。當然，懷特的意思並不是要否定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但他的理論確實有歷史虛無主義的傾向。

馬克思主義的左派評論家詹明信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缺乏歷史感。他講的是西方的情形，所以，二十世紀的歐美學界幾乎沒有一個人寫成的文學史。在這個背景下，有兩部很重要的文學史誕生了，其中一部是《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Emory Elliott.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不是Emory Elliott一個人寫的，而是他召集一群人共同寫成的。另外一部是《新編法國文學史》（Denis Hollier.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這兩部著作摒棄了過往那種宏大的敘述，不再採用「死去白人男性」的觀點，不再重複那些父權、建制、殖民、帝國主義的思想。這兩部著作是由數十個學者一起參與的，每一個人就寫自己的專業知識，例如剖析當時的社會情況、出版業的興衰、印刷術的發展等，五花八門的學問，但談文學的篇幅就相對少了。哈佛大學教授戴維．珀金斯在九十年代寫了一本薄薄的書《文學史還可能嗎？》（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珀金斯的答案是不可能了。他以上述兩部文學史為例，稱之為「後現代式的百科全書」，書裏盡是條目式的知識，但知識之間沒有連貫性。這兩部文學史的寫法還是有影響力的，如《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與《劍橋中國文學史》就是採取相同的方式，召集一群學者共同寫成，旨在呈現一種多元的歷史觀。然而，我認為這種敘述方式是不適用於中國文學史的。

專注於分析作品和文學形式的發展

李：《劍橋中國文學史》強調以「文學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中國文學，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分析作品時，我看主要採用「知人論世」的方法，您撰寫此書時，有否考慮過研究方法的問題？

張：美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可以用百科全書式的寫法，因為西方讀者熟知歐美的著名作家與作品；但是，在外國讀者完全不了解中國文學的情況下，還大談特談中國古代的出版市場、書籍的印刷等，那就是不恰當了。所以，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裏，我專注於分析作品本身和文學形式的發展。以「詩」為例，最早的《詩經》以四言為主，到了漢代，發展出五言、七言詩來，而且開始注重聲調。中、西詩人寫詩的方法是不同的。中國人寫詩注重聲調、平仄，西方人寫詩則留意輕、重音，如抑揚五步格（iambic pentameter）。西方還有無韻詩（blank verse），如莎士比亞的劇本和米爾頓的《失樂園》都是不押韻的好詩。中國的詩尤其是律詩的發展，跟聲韻平仄是密不可分的。沈約曾經寫過《四聲譜》，雖已失傳，但我們知道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人已關注四聲的區別。在書裏，我還分析了詞、散曲、小說這些文體的發展，譬如講到小說這通俗文學的成熟，就是跟商業、城市和市民生活的發展有關係。 

「我想給西方讀者介紹純粹的中國文學史」

李：《劍橋中國文學史》主編宇文所安自言，其書的特色之一在於展現西方的學術視野，例如有專文介紹西方喜愛的唐代詩人寒山。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則沒有提及寒山。西方學術視野或西方市場口味，是不是您撰書時關注的項目？

張：我的書裏提到許多中西文化交往的歷史，如寫元代時，提到馬可波羅遊歷中國，又如講到《趙氏孤兒》時，敘及此劇翻譯成法文以後，受到伏爾泰等文豪的熱愛。但是，我在書裏沒有提到寒山，因為唐朝大師輩出，論詩人，寒山是完全排不上號的。美國文化界喜歡寒山，如詩人蓋瑞．施耐德 （Gary Snyder）便對之吹捧有加。五十年代，施耐德在柏克萊讀書，問老師陳世驤該去研究哪位中國詩人，據說陳世驤覺得若推薦杜甫、李白，對施耐德來說未免太深了，就推介寒山給他，果然合他的口味。寒山走紅還有時代的因素，那時剛好碰上嬉皮士流行的年代，美國的年輕人喜歡穿著袈裟，扮成洋和尚，讀一點東方的禪詩。但是，我寫中國文學史，絕不會按美國人的喜好來決定內容。況且宇文所安對中國語言和詩的理解，我向來是抱持懷疑的態度。說到底，寒山在中國文學史上毫無影響力，如果中國人寫文學史去談寒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另外，我的書裏刻意避免引用西方的文學理論去闡釋中國文學。我在美國加州大學一直是教比較文學的，從柏拉圖講到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西方的文學理論我很熟悉，但我想給西方讀者介紹純粹的中國文學史。

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翻譯了大量經典詩文，請問您翻譯時，會否參考前人不同的譯本呢？談《紅樓夢》那一節，您特別提及霍克思的譯本，此版本有什麼好處？

張：要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學，還得用英文作為媒介，因為英文是一種普及的語言。寫中國文學史，如果全是拼音人名、地名，外國讀者恐怕難以卒讀，所以，每講一個作家，我必然要舉上一些作品示例。書裏引用的文本皆由我親手翻譯，因為去找別人的譯本很麻煩，而且涉及版權問題，再者別人的翻譯也不見得好。猶記當年我考北大研究院，專門寫了一篇論文，批評外國人的唐詩翻譯，如何錯漏百出。所以，我對外國漢學家的翻譯向來是很警惕的。哪怕大名鼎鼎的亞瑟．韋利（Arthur Waley），他翻譯《西遊記》裏的「赤腳大仙」，也錯譯成「red foot」，那該是「bare foot」才對。我的書出版以後，獲邀到台灣東吳大學演講，談翻譯。我特意翻出閔福德（John Minford）與劉紹銘合編的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來對照。對比大家都選譯了的作品，我覺得自己的譯文還是稍勝一籌。當然，有的地方是中國文體所特有的，如《楚辭》常見的「兮」字，翻譯時我只好把它犧牲掉。至於律詩講求對仗，那是可以翻譯得像樣的，如我以杜甫的〈登高〉作示例﹕「Boundless forests shed their leaves swirling and rustling down,/ The endless river flows with waves rolling and running near.」（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然而，書裏其他律詩的翻譯，我沒有再緊循對仗的形式，以免外國人讀來，有呆板的感覺。談到《紅樓夢》，霍克思的譯本是極好的。霍克思譯完了以後，把稿子寄給錢鍾書先生審閱。錢先生大為讚賞，寫信給霍："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 found it 'stone,' & left it brick." (Augustus Caesar on the city of Rome: "I found it brick & left it marble."這句話化用了奧古斯都的名言，錢先生把原句的磚塊換成石頭，以切合《紅樓夢》的別名《石頭記》。奇怪的是，霍克思沒有把《紅樓夢》的第一章給完整地譯出來；我引用的那部分就是我自己的翻譯。

世界文學不應再局限於西方文學

李：在總結《紅樓夢》的成就時，您推崇《紅樓夢》足以躋身世界文學經典之列。「世界文學」是一個專門的概念，您認為《紅樓夢》有什麼特別，與世界文學之經典相吻合？

張：我長期研究世界文學史，還跟哈佛大學的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等學者主編《世界文學雜誌》（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深知世界文學在過去某程度上等於西方文學的代名詞。從古希臘的荷馬，到中世紀的但丁，到文藝復興的莎士比亞、歌德，乃至拜倫、濟慈等，皆為非西方的讀者所熟知。但是，一般的西方讀者（甚至大學的文學教授）對中國古典文學幾乎毫無認知，李白、杜甫、蘇東坡對外國人來說，都是陌生的名字。我寫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打破這種不平衡的局面。現在，我們推廣世界文學，就不應再局限於西方文學，還要包括中國文學。再談《紅樓夢》，其技法之嚴密，結構之完整，語言之高妙，遠勝於過往的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都是章回小說，結構比較鬆散，有些回目抽出來可以當成獨立的作品，如「林冲夜奔」、「武松打虎」等。而且，《紅樓夢》已翻譯成各國的文字，其中尤以霍克思的英譯本文筆最為優雅，使其流行於英語世界。

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採用了比較文學的視野談中國文學，不時會將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相提並論（如下表所列）。在進行跨文化比較時，您有沒有發現中國有其獨特的文學傳統呢？如海外學術界強調中國文學有抒情的傳統。還有，中國古典文學裏，是否真的沒有史詩式的作品呢？

張：陳世驤、高友工在海外強調中國文學有獨特的抒情傳統，我是不太認同的。中國人看待「詩」這觀念，確實有別於西方，我書裏的第一章已經提到了。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便認為詩（文學）是對現實的模仿。但並不能說，西方文學沒有抒情傳統，像古希臘女詩人莎芙的詩、田園詩派（Pastoral Poetry）等作品，都有抒情的意味。中、西方的文學傳統都不是絕對性的。中國的詩觀強調「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是心靈的投射；但是，我們只要看看〈山鬼〉、〈東君〉等作品，便發現裏面也有祭祀功能的，還有很多描述性的場面。再談散文，從《左傳》開始，中國的散文便有很多故事敘述。再到漢賦，裏面很多都是描述的，而非抒情的。所以，過份強調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便會忽略其他的面向。如小說，中國講故事的傳統完全不遜於西方，《三國演義》在元代便已出現了，但十三世紀的西方有什麼小說能與之媲美呢？而且，中國的敘事傳統還能往上追溯，如晉代的《搜神記》、〈桃花源記〉等。

談到史詩（epic），漢族的文學傳統裏的確沒有上千行的敘事詩。我想這跟中文的早熟有關係。中文有極古老的傳統，從甲骨、青銅金文發展下來，不曾中斷。早如《詩經》，主要是靠書寫系統紀錄下來的，而非口頭文學。史詩的產生則主要依賴口述流傳，講故事的人背誦很長很長的詩行，當中會有所重複，而且有不少格式化的處理，甚至有所增補，或即興創作。二十世紀研究口頭文學最著名的學者是米爾曼．巴理（Milman Parry）及其門生阿拔特．洛德（Albert Lord），他們曾到南斯拉夫做田野調查，錄下文盲詩歌吟唱手的長篇詠誦，發現當中有不少的「套語」，並以此推論荷馬史詩的產生過程。柏拉圖的《饗宴篇》裏，也寫到詩歌在被唱頌的過程裏，朗誦者會進行潤飾。《詩經》當然也可以唱頌，像「國風」便是，但我不覺得那算是口頭文學。「國風」沒有長達千行的詩作，更沒有以英雄人物為主題的長詩。

李：在介紹現當代作家時，您不斷指出他們所受到的西方文學影響（如下表所示），您認為有哪些是吸收或轉化是成功的呢？

張：受歐美文學影響，那是五四以後中國文學面臨的一種新趨向。我認為吸收得好的例子還不少的，如朱湘、徐志摩、聞一多的詩，都有過不錯的嘗試，還有余光中，他的西學學養很好。而真正成功的例子也不是全然模仿西方的，像余光中，他的詩裏就有自己的寫法。現當代作家裏，我特別喜愛魯迅，把他的全集都讀了。我尤其喜歡魯迅的雜文與舊詩，但是他的翻譯是完全不能讀的。（李：您寫張愛玲的篇幅遠遠不及魯迅，為什麼呢？）因為魯迅對現當代文學影響很大，所以我給予較多的篇幅。針對二十世紀中期內地那種僵化的文藝觀，夏志清突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應有的文學地位，我認為很有道理。

未來著述計劃

李：最後回歸中國的學術視野，中文版《中國文學史》汗牛充棟，有哪些您認為特別有參考價值的？

張：用中文寫的《中國文學史》，對我啟發比較大的是袁行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還有章培恆、駱玉明兩位教授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為什麼是這兩部呢？因為五十到七十年代大陸出版的文學史或學術著作，難免受到左傾的意識形態之影響，我是不能接受的；而上述的兩部文學史是文革以後出版的，和我的看法非常接近。我成長於毛澤東時期的大陸，對於以政治、倫理道德來闡釋中國文學，我是非常反感的。從前讚美杜甫，說他專寫民間疾苦，所以很偉大。但是，中國寫民間疾苦的詩人，又何止杜甫呢？那麼多人寫，為什麼杜甫能夠鶴立雞群呢？因為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啊！

後記：張隆溪教授學貫中西，訪談那天，張教授領我出入古今中外，談了許多的話題，但由於篇幅所限，不可能悉數盡錄。專訪期間，我問張教授，為什麼論《詩經》那部分沒有提及詩六義呢？張教授說，他還會另撰一部英文專著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史，到時再加以析論。我們熱切期待此書的出版！

（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