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慶文學離不開肇慶文化，就肇慶文化交流而言，它主要可以歸納為如下幾種交流類型。一是宗教文化的交流，如禪宗六祖惠能、石頭希遷等肇慶本土人，也有利瑪竇、龍母、榮睿等外來者，利瑪竇登陸中國大陸的第一站就是肇慶，並在此居留六年傳播西方科學與天主教，開啟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二是學術文化的交流，如李紳、李北海、蘇東坡、周敦頤、陳白沙、屈大均、全祖望、陳恭尹、郭沫若、唐弢等外來人，陳欽、陳元父子、莫宣卿、彭泰來、陳煥章、吳大猷、黎雄才、鄧文中等本土人。三是政治文化交流，肇慶在明清兩代作為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起到的主要是一種政治文化交流的作用，而就肇慶政治文化交流的知名人物而言，有包公、孫中山、葉挺、彭湃這樣的外來者，也有陳一龍、蘇廷魁、梁寒操、余漢謀、周其鑑這樣的本土人。如果說肇慶宗教文化交流是最具世界史價值的文化，尤其是利瑪竇（耶穌會）與六祖惠能，那麼學術文化交流與政治文化交流則是在中國史上具有一定價值，其中吳大猷、鄧文中、黎雄才等學人也有着一定的國際影響。而就肇慶歷史文化名人的走向來說，或者是外地人或外國人路過肇慶，留下南北或中外文化交流的蹤跡；或者是本地人離開肇慶，去開拓自己的南北或中外文化交流路徑。

從歷史來看，肇慶文化交流在漢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和現代這幾個時間段，都可謂代不乏人，但是最繁盛的應該算唐朝、明朝和現代，那也是由於肇慶在那幾個時代都出了一些有影響力的文化名人，包括上述提及過的唐代六祖惠能、石頭希遷禪師，現代的陳煥章、吳大猷、黎雄才等，至於明代，不用說是由於被譽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利瑪竇。

那麼，在如此文化浸潤之下的肇慶文學，它又有何特性？

悠久的文學印記

首先是悠久性。

古代諸多文人墨客順流而下，通過西江到達肇慶，故此「在小說方面，其實以肇慶為背景的小說在中國小說史的早期便已出現。晉代干寶撰的《搜神記》中的志怪小說《鵠奔亭》，故事發生在高要縣和廣信（封開）縣，女主人公是廣信縣婦女蘇娥，時代背景是東漢。唐末文學家裴鉶的傳奇文學作品《孫恪傳》（又稱《袁氏》），故事發端和結局在端州的峽山寺和羚羊峽。」（黎保榮、楊芳：〈關於肇慶文學與文學地理的對話〉，《特區文學》二○二○年第四期）李紳、李北海、包拯、陳白沙、屈大均、全祖望等古代文人，陳煥章、郭沫若、唐弢等現代文人都在肇慶留下了詩文。

地方文學與邊緣的價值

其次是地方性。

由於肇慶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性，這就使得屬於地方文學的肇慶文學，顯示出一定的世界眼光。對於具有較大的世界影響的利瑪竇和惠能，肇慶作家不約而同地顯示出對其的挖掘性寫作，如鍾道宇寫利瑪竇的長篇小說《仙花寺》、何初樹的長篇小說《六祖風幡錄》、謝遠謀等的戲劇《梅花六祖》、楊芳的《守河者》等。於此可見作者對肇慶文化的熱愛，對其曾經的世界性影響的一種追慕與懷念。但是，肇慶作家雖然寫作世界題材的作品，但真正具有世界視野的並不多見，更多肇慶作家只是把肇慶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文化作為一種題材來看待，視野比較狹隘。

故此，肇慶作家把眼光局限於地方，就不足為奇了。如鍾道宇《紫雲》、《即墨侯》，覃志端《寶硯莊》（一二部）等端硯題材小說；林炳坤《匪碑》、《牛戲》、《棄雀》等封開題材小說；李羅斌《船歌》、《何屋的故事》等懷集題材小說；白炳安的《詩意肇慶》、徐金麗《與時光對白》等肇慶題材詩歌；何初樹《空降農民》、《春暖歸途》等肇慶題材報告文學；楊芳《守河者》、趙鳳平《柴火裹蒸》、李美玉《追影尋夢》、李羅斌《懷集茗醇》等肇慶題材散文；楊樺《煙雨丹青》、《紫芸》，曾廣南《粵城村事》、《閱江鐵軍》、《西江赤焰》、《初心永成》等肇慶題材戲劇，都大致如此。或者說，他們也想進入一個更高的創作境界（如鍾道宇、林炳坤、楊芳都體現出自己的突破），但是能力所限，有心無力，所以並未達到這一境界，尚待努力。

「地方文學」這個概念，有時稱為「地域文學」、「區域文學」、「文學地理」、「地方寫作」，它一方面具有地方色彩、地方氣息、地方意識、地方視野，但也可能或也應該具有中國意識、世界視野。如果沒有影響，那麼肇慶將還是原來那個偏遠的山區─文化「山區」，雖然安靜，然而孤獨。那麼，是不是寫作地方題材的作品，就不能成為傑作呢？也不是，主要是看作家的創造力與思想，例如魯迅的《阿Q正傳》、沈從文的《邊城》、巴金的《家》、老舍的《駱駝祥子》、莫言的《紅高粱》、張承志的《心靈史》、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不都是寫地方嗎？同樣是寫肇慶，廣州作家謝有順的散文〈嶺南觀鳥記〉視野就比較獨特。實際上，題材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品是否能夠蘊含巨大的歷史隱喻，深入的人性挖掘，深刻的、批判性的思想內涵，頗具創造性的藝術形式。

只不過邊緣也有邊緣的價值，因為沒有邊緣，也就沒有中心，邊緣並非中心的襯托，而是中心的基石。有學者指出「以內陸腹地的成都為例，李劼人、郭沫若等知識分子的個人趣味、思維特點就與京滬主流有異，形成了近現代嬗變的地方特色。這一『地方路徑』值得剖析，它與風姿多彩的『上海路徑』、『北平路徑』一起，繪製出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豐富性。沿這一方向，我們有望打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的可能。」（李怡：〈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地方路徑問題〉，《文學評論》二○二○年第四期）這對於文學的「肇慶路徑」而言，可謂不謀而合，值得重視。在此意義上，肇慶作家可以無需顧慮，大膽寫作肇慶題材作品，但應該盡量寫出一些獨特性，挖掘出旁人不知的地方歷史細節，寫出屬於地方又超越地方的「這一個」，在這個層次上再做進一步的思考，不要滿足於做一個地方風俗人物的介紹者，也不要滿足於展示個人的小情懷，而要讓地方性成為獨特性的契機。就拿小說創作而言，在敘事視角、人物塑造、故事架構、情景細節、語言風格等方面做好了，其他方面就水到渠成了。

肇慶文學的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

再次是現代性、獨特性與先鋒性。

令人欣慰的是，近十年，有幾個肇慶作家如陳陟雲、梁寶星、路魆等，以其高質量的作品，體現出肇慶文學的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的特徵。

陳陟雲是知名詩人，他的詩歌既繼承了中國古代詩歌的「隱秀」傳統，也繼承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新詩傳統，具有現代性維度與獨特眼光，追求語言精緻與詩意豐厚，書寫生命幻象與人格志向。他的詩歌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清峻」，分而言之則是精緻、思辨與寒氣。而九十後作家梁寶星，小說分別刊載於《花城》、《中國作家》、《香港文學》、《小說月報》等，出版小說集《塞班島往事》、《海邊的西西弗》，曾獲廣東省有為文學獎長篇小說獎、賀財霖科幻文學獎等獎項。

這些年風頭正勁的是九十後小說家路魆，他是個異類。他大學本科學工科，也曾在大城市廣州的設計院工作，六年前棄工從文，回到肇慶山村的家裏從事專職寫作，做自由職業者。幾年來，他一直在成長，作品在全國遍地開花，《收穫》、《人民文學》、《鍾山》、《花城》、《青年文學》、《作家》、《長江文藝》、《小說月報》等知名文學刊物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已出版長篇小說《暗子》，中短篇小說集《角色X》、《夜叉渡河》、《吉普賽郊遊》，他也曾獲「《鍾山》之星」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等獎項。就路魆的長篇小說《暗子》來說，它表現出一種異類的虛無，或向虛而在的內涵，以異類的身份、異類的空間、異類的信仰層層展開，而人物對「起源」的追問，不過是「向虛而在」的藝術想像罷了。《暗子》具有一種世界文學的自覺，傾向的是對人類、存在、結構的追問或思索，表現出一種新的眼光，為此，他的荒誕與中國前輩的社會型荒誕也有異，他指向的是一種存在型荒誕。他的這部小說神似卡夫卡，缺乏鮮明的地方性（但其中短篇小說呈現出一定的地方性），而具有一種隱喻性和先鋒性，可稱之為「類觀念性寫作」。《暗子》的邏輯力量很強，敘事結構和知識結構比較複雜，衝擊讀者的審美惰性，表徵着一種新的、我們尚未充分意識到的文學精神。

（作者為肇慶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三級教授、文學博士，曾獲中國文聯評論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