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會見楊絳是在上個世紀的一九八五年，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回，香港翻譯學會的執行委員發起兩岸三地交流活動，也許因為是第一次舉辦這種活動，也許是因為大陸改革開放不久，這麼一個沒有財力、沒有後台的民間學術團體，居然在兩岸都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在北京我們拜會了各種機構，包括了地位超卓的社會科學院。當天出席的有名聞遐邇的錢鍾書、楊絳伉儷，還有翻譯高手羅新璋等人。我的座位恰好安排在楊絳和羅新璋中間，因此會上可以盡情向譯界前輩討教。楊絳十分謙遜，說是正在構思一篇有關翻譯的文章，準備以慢鏡頭來剖析翻譯的過程，探討翻譯的要訣。這篇文章後來發表時以《失敗的經驗》為題，闡述翻譯時選字、造句、成章的步驟，及後改名為《翻譯的技巧》，是我在翻譯課上要求學生必讀的精彩論述。
坐在楊絳的身旁，自然會談到她的經典名譯《堂吉訶德》，那時候年輕學淺，一出口就把書名中的「訶」字念成「ke」了，楊先生立刻糾正我，「這字念he，不念ke」，說時，聲音輕輕軟軟的，溫柔而堅定。多年後，讀了她的《我們仨》，才知道鶼鰈情深、極少齟齬的錢氏夫婦，居然曾經為一個法文字「bon」的發音，好好吵過一架。楊說錢的發音帶有鄉音，又經法國友人論斷屬實，弄得錢很不開心。自此夫婦倆決定凡事互相商議，不再爭吵。由此可見兩位大家歷來對語言，對學問、對文化的執著和認真。我當時初識楊絳，就出了個洋相，雖甚覺尷尬，卻衷心感念前輩不吝指點後輩的真誠與坦率。
那時候，大陸開放不久，一切都很保守，楊絳卻穿了一身旗袍，配上她的優雅舉措，詩書氣韻，顯得一派雍容，與眾不同。從她的外貌，無論如何都想像不出眼前的大家閨秀、文壇翹楚，竟然曾經遭受過文革的摧殘肆虐，罰過掃廁所，剃過陰陽頭，更下放過五七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