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頗具影響力的大報─《讀賣新聞》，也在當天的頭版頭條刊出了錄音帶被發現的消息，大標題是：「三島：『死已進入我的身體』」，副標題為「自戕九個月前　未公布的錄音帶」。錄音長達一小時二十一分鐘，收錄了三島由紀夫與英國翻譯家John Bester的對談，收錄時間是一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錄音中，三島說：「我感到，『死』已從外部進入了我的身體內部。」對談後的第二個月，三島開始與律師商量如何寫遺言等事宜。

坦言自身文學之不足

對談中，在被問及「三島文學的不足之處」時，三島一時語塞，只是條件反射地說道：「我的文學的不足之處──是啊。」這時，Bester又說：「我的提問沒有意義……」。其後，三島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自身文學的不足之處。

三島說：「我的文學的不足之處，是小說的結構太戲劇化。……那是我無法控制之下的結果。比如，即使我想寫維吉尼亞．吳爾芙那樣的小說，也絕對寫不出來。我無法把現實呀、自己的心理呀等等，很自然地寫成文章。我所做的都是構築。我無法把現實直接移植到文章中去。移植不是寫生。我需要在現實和文章中間加一個過濾器。在某種意義上，小說這種東西大概不應該如此。理想的小說也許是，現實直接成為小說的內容，然後在其中變化、發展，而且，人物也脫離開作者的意圖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我寫不出那樣的小說來。」

三島把心目中理想的小說比喻為建築和音樂。他說，他不能改變的看法是，小說越接近建築和音樂就越是好小說。三島強調：「如果能寫出像天主教大教堂那樣的小說的話，會非常高興。相反，我寫不出像大河一樣流淌的小說。」

三島說：「在某種意義上，現在是建築的時代。戰後的日本，發展最為迅猛的只有建築。文學沒有什麼大發展，戲劇也沒有什麼驚人的進步。美術和音樂也相同，無明顯進步。但是，建築在大發展。所以，我的創作，也許並沒有落後於時代。也許，我可以與丹下健三（著名建築家）相提並論（笑）。」

他還說，他寫文章如同畫油畫，不留飛白：「像日本畫那樣留有飛白，我是做不到的。我知道，這是我的缺點。那些空白的地方讓我覺得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最後還是把那些地方都塗上顏色。」

關於「飛白」，三島還提及他一生都尊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他說：「川端先生的文章，有時也許是借助於安眠藥的力量（笑），有着驚人的跳躍。……他在文章中，（從一條線）一下子跳到下一條線，中間什麼都沒有。我可寫不出他那樣的文章來。」

日本的虛偽最讓人厭惡

針對「現代日本社會中，最讓你厭惡的地方」這一提問，三島脫口說道：「虛偽。」他認為，虛偽的根源在於《和平憲法》。對這一問題，三島聯繫「黑市糧食取締法」作了詳盡闡釋。他說：「有一個法官，嚴格遵守這一法律，其結果是因營養不良而死亡。對法官的死，報紙大幅報道。但實際情況是，日本社會中沒有人遵守這一法律。人們從黑市上買到紅薯充飢，從而活了下來。人們為了活下去，不得不衝破這一法律的束縛。」

三島明確指出，遵守法律，還是選擇去死，這一問題是蘇格拉底以來最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最為本質的問題。他說：「如果嚴格遵守憲法的話，日本人絕對是只有去死了。就是說，自衛隊不能存在，甚至連警察都有可能不能存在。整個日本完全是一個開放的國家，什麼都不能存在。換句話說，現在日本所做的都是違反憲法的。我認為，現實就是這樣。不管是政府所做的，還是國民所做的，都是在違反憲法。因此，可以說，為了活命，我們背叛了憲法。」

三島認為，與黑市糧食取締法相同，法律這種東西在不斷地瓦解道德。他說：「我們因為不想死，所以不得已靠鑽空子活下去。這和蘇格拉底選擇死的做法是背道而馳的。選擇了蘇格拉底之死的是那位法官，他是了不起的人。不過，人們不可能都像他那樣去死。人們要活下去。所以，我認為，在當今憲法之下，存在着正當防衛理論。為了不死，人們對現在憲法的字句巧妙地加以歪曲，從而使日本擁有自衛隊，並可以做各種各樣的事情。日本這個國家就是這樣得以確立的。以如此的方法，日本好不容易才確立了國家的形式。但是，我認為，這一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因為，它侵蝕人的道德。」

「關於憲法第九條，我並不是說全都不對。作為一種理想，我認為它是非常好的。就是說，人類不發動、不參與戰爭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保衛和平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憲法第九條的）第二款有問題。這第二款（筆者注：日本憲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禁止日本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對日本作為國家的交戰權，也不予承認）是在美國佔領軍的要求下寫入的。對這一強加的規定，日本一些奇怪的學者作出相反的解釋。結果，自衛隊的存在得到了承認。就這樣，二十多年中，日本人蒙混着活了過來，自民黨政府還希望今後也蒙混下去。」

「對這做法，我極為厭惡。對人蒙混着活下去此點，我無法忍受。真是太令人厭惡了。可以說，事情就是這麼簡單。這是道德根基的問題，但卻存在着欺瞞。儘管法律在那裏，但人們卻要蒙混過關。」

現代日語未能準確表達思想

對談接近尾聲時，Bester提出如下問題：「現在的日語能夠很好地表達思想嗎？」對此，三島予以否定。他認為，現代日語最大的問題是「多義性」，「多義性」使文學無法成立。三島強調，只有一詞一義，文學才能成立。他舉例說，關於「和平」這個詞，大家不管其內容，把什麼都說成是「和平」；此外，六十年代安保鬥爭時，大街上出現了很多「保衛民主主義」的標語牌，但是「每個人說的『民主主義』都是各自的解釋」。三島認為，對「和平」、「民主主義」有着不同解釋這樣的「一詞多義」現象是導致現代日語退化的原因之一。對於小說家不加定義地隨意使用多義的詞彙，三島表示絕望。他批判說：「小說家也墮落了。」

基於以上看法，三島得出結論：「在當今日本，除了讓日語準確表達其含義以外別無他途。這是我苦思冥想後的看法。」

對此，Bester問道，在要寫下自己的什麼思想時，那就只好從一開始就為自己確立只屬於自己的風格了？三島回答：「只好如此。如果沒有自己的風格，連思想都無法表達。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連思想都是文學。有些思想家做不到這一點，所以，他們都是非常淺薄之人。我感到只有通過文體才能表達思想。」三島強調：「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活在一個艱難的時代。」

三島進一步說道：「我認為，藝術家、小說家或文學家都是牧羊犬。在柵欄外，有很多迷途的羔羊，也就是語言。我的工作是把那些語言帶回到柵欄之內，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這一工作。所以，我是一條牧羊犬。」

（作者為日本中央大學兼職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