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國後不久，國內的民主運動還在繼續。我所在的文學研究所成了第二批簽名運動的中心，我在國外看到了聲明與名單，但仍然無動於衷。我並不熱心於「街頭運動」。第一批簽名時發起人北島也到我家爭取我簽名，但我刻意迴避他。後來看到簽下名的有冰心、李澤厚等忘年之交，我還讓司機載我到皂君廟的李澤厚家，問他：「您平時不熱心政治，這回怎麼簽名了？」他回答說：「因為北島來找我，我就不得不簽了。」原來，他簽名也是被動的。聽澤厚兄一講，我心裏更有主意了：這回絕不捲入運動。我沒有時間，不能再把生命消耗在這種無謂的運動中。

一九八九年五月回國前後

當時我確實是這樣想的，覺得自己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浪費了十年時光，不能再浪費了。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我還有一個對中國政治態勢的基本認識。我覺得，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有不合時宜的反「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無論如何，八十年代包括學生運動興起的八十年代末，是中國最好的歷史時節：中國把大門打開了，民族生活重心轉移了。中國正在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是真改革，不是假改革。以鄧小平、胡耀邦的名字為符號的中國改革事業，雖有弱點，但從宏觀的歷史視角看，這場改革很偉大，很了不起。我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就全身心、全靈魂地支持它，十年之後的八十年代末，我仍然全身心全靈魂支持它。現在激進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要請願要造反，我從內心深處覺得不合時宜，也不情願全力支持他們。所以並不贊成知識分子的簽名運動和學生的請願運動。在美國訪問期間，國內的政治運動愈演愈烈，可我還是按自己的計劃，一個學校一個學校地進行講演。演講前就陷入沉思，並不關心國內的動盪。直到五月四日前夕，我才想起一件重要事：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主席團的成員。出國時胡繩院長一再叮囑：「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回國參加這個學術大會，並準備好一個有分量的發言。」當時我已準備好一篇論文，題目是「五四後啟蒙主體的位置互換」，其內容講述的是五四運動作為啟蒙主體的知識分子，他們帶着啟蒙大眾的使命企圖改造中國。但三十年代後左翼文學運動和革命運動，已根據領袖的思想認定工農大眾是革命的主力軍，知識分子的使命不是啟蒙大眾，而是應當和大眾打成一片，接受工農大眾的教育和改造（啟蒙）。也就是說，五四的啟蒙主體是知識分子，而三十年代之後，啟蒙主體則是工農大眾。胡風的「倒霉」就是沒有看到這個主體已經互換的歷史事實，仍然守持作家詩人（知識分子）應當啟蒙工農大眾的老思路（五四思路），所以與新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便產生嚴重的衝突。我的論文主旨是在說明：五四有五四的道理，三四十年代有三四十年代的道理。採取折中主義態度，既不損害胡風，也不損害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基調。五月初，我買了機票準備回國，可是五月三日的飛機因偶然的原因不能起飛，我被延期到五月八日才返回中國。那時五四大會已開了三、四天，我回國後很累（倒時差），也就請假呆在家中，沒出席大會。回國後我一直休息，連文學所與台灣學界聯合召開的學術討論會（香山會議）我也無力參加。

緣何成了「帶頭羊」？

返回北京後，我知道學生運動還在進行，而且知道，五月初《人民日報》已發表社論，界定學生運動為「動亂」。那個時候，我突然陷入彷徨之地。之所以彷徨，是因為我對運動的各方都愛，都採取理解的態度。我既同情學生也同情政府，覺得學生有些民主要求，有反貪污腐敗的要求，其熱情可嘉，無可厚非。那些天我常想起美國立國初期的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的一句話：「我希望經常看到有示威遊行，這可以避免政府腐敗。」我並不把學生運動看得那麼嚴重，覺得判斷學生運動是「動亂」肯定「太本質化」即太簡單化了。另一方面，又覺得政府治理一個十幾億人的大國，確實不容易，不要讓政府太為難。何況中國又處於大改革中，難度很大，不可給政府增加困難。於是，從內心深處覺得，當戈爾巴喬夫即將到中國訪問的時候，學生應當有所退讓，應當給政府一點面子。而政府也應給學生一點面子，即收回「動亂」二字即可。就在自己彷徨無地的時候，老朋友徐剛（詩人）請我參加五月十四日晚上一個知識分子聚會，我一走進會議廳，就感到會議的氣氛十分嚴峻。我剛坐下，會議主持人就讓我簽名，我連聲明書的內容都沒有仔細看就簽了名。第二天向全國公布的知識分子聲明書，我竟然放在第一名，屬於「帶頭羊」。第二天晚上（五月十五日），我在勁松家中，那時李陀來找我，說昨天的聲明書，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都簽名了，就缺錢鍾書，要我給錢鍾書先生打個電話，我立即照辦。錢先生用明確的語言告訴我：「再復，你不要熱心這種事。國民黨時代也鬧學生運動，我一次也沒簽名，這回我已簽了三次了，不再簽了。我勸你也別簽。」我當即把錢先生的話轉告李陀。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響，是戴晴打來的電話。她說，明天《光明日報》有個商討會，請願學生的代表參加，另外，胡啟立、芮杏文、嚴明復同志說，現在政府的話學生不聽，所以要請一些知識分子幫忙，勸阻學生適可而止。戈爾巴喬夫要來訪問了，應當給政府一個台階下。我聽了之後，覺得胡啟立等這三位領導人的想法很對，要求並不過分。應當規勸學生適可而止。我作為一名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也應當盡自己的責任，所以就立即答應戴晴明天一定會去參加。李陀走後，我立即打電話給李澤厚，問他明天參不參加「光明日報會」？他說：「參加，《光明日報》的負責人開車來接。」第二天，我就按照自己的許諾，準時到了《光明日報》。那一會兒，才知道學生的代表是王瑤先生的女兒王超華。到會的知識分子有嚴家祺、蘇曉康、戴晴、于浩成、李洪林、溫元凱、李澤厚、包遵信、李陀、麥天樞、蘇煒等。我記得就在會上，嚴家祺起草了一份《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這份呼籲書我倒是認真讀了一遍。呼籲書說，「自昨晚得知大家來天安門靜坐絕食的消息，我們都非常理解，非常難過，非常擔憂。」還說：「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實現。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為了避免發生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為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揚這場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呼籲書也向政府提出要求：「一、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肯定這次學潮是愛國的民主行動。絕不以任何形式對學生『秋後算帳』；二、承認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三、不能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絕食學生採取暴力。」我讀了呼籲書，覺得它既對政府有要求，也對學生有要求，態度大體公平，所以就提筆簽了字。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這次簽字，會導致陳希同在《平亂報告》中點了我的名，更沒想到最後導致我的流亡。但應當承認，我在《光明日報》的那個下午，心緒十分混亂，不知如何是好。我本就不懂政治，這回面對的又是如此複雜的政治。我只希望衝突的雙方都能相互讓步，學生應撤離廣場，政府萬萬不可以「報復」。我在呼籲書書上簽字，也只是表明這種簡單的善良的願望。

然而，事態的發展完全和自己的願望相反，一方面是絕食學生並不撤離廣場。當我們這些「知名知識分子」抵達廣場之後，開始聽到的是歡呼聲，是「老師您好！」，之後便聽到「絕食到底！」「革命到底！」的口號，顯然，我們並沒有回天之力。知識分子在學生的眼中並不那麼神聖。勸阻學生失敗之後，我們又徒步到統戰部見了「政府代表」李鐵映先生，他的態度十分僵硬，一見面就說：「你們這些人都是搞歷史的，是非應當讓歷史來作結論。」我聽了之後，本能地回應一句話：「不錯，是非應當由歷史說話，可我們的政府說得太早了。說學生運動是動亂，這種結論下得太早了，是不是可以考慮把『動亂』二字收回？」李鐵映義正辭嚴地回答：「我們黨和政府又不是小孩，不能昨天那樣說，今天又改口。」結果不歡而散。

自憐作為知識分子的無力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自憐」起來，先是覺得自己很孤獨，沒有人能理解我。這是我在「四人幫」垮台之後第一次感到空前的痛苦，並且覺得自己可能是全中國最痛苦的人，最痛苦的知識分子了。因為那時候，我完全彷徨無地，完全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之中。一方面，我真的支持學生的民主要求，覺得偌大的中國，有些學生出來吶喊有益於黨和國家的健康。小震撼不要緊，小震撼之後肯定更健康。小震撼不解決，一定會積成大震撼，那就難辦了。我並不把學生運動看得那麼可怕。當然，我也覺得學生採取「絕食」的極端行為是不好的，我並不贊成學生運動的極端化、革命化。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又真的很支持政府，認定當時執政的政府是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政府，也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最開明的政府。對於這個政府，只能幫助其改良，切不可以用「打倒」、「推翻」、「革命」等方式加以對待。因此，我當時最希望的是，政府與學生能夠妥協，相互讓步，絕對不贊成一方吃掉另一方。何況，我一直以鄧小平、胡耀邦的鐵杆改良派自居，也知道今後一定有人會把我當作「體制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寫進歷史，也就是說，當時我既愛學生，又愛鄧小平，可是，眼前的局勢是勢不兩立，政府與學生劍拔弩張，誰也沒有妥協的意願。怎麼辦？怎麼辦？我無能為力，痛苦極了。從美國回北京的十幾天裏，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我愛莫能助，既無法「助」學生，也無法「助」政府。「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當時我老是念着這句話，但身不由己，一切只能隨大流了。

除此之外，我還「自憐」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根本沒有力量。我覺得，今天（五月十六日）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已經表明：那些所謂「著名知識分子」，根本沒有力量！

六月四日：心靈史黑暗絕望一頁

我想，這回我們這些「著名知識分子」在學生面前和在政府面前都失敗了。不要把自己估計過高，以為學生和政府會聽你的話。那個晚上，我的收穫是增加了一些「自知之明」。也許是這種自知之明作祟，所以我在五月十六日之後，並不主動地參與策劃任何組織與活動，只被動地參與了兩次示威遊行。包遵信找我說：「聽說你們研究所有排字設施，是否可以幫助我們印刷『民主戰報』」，我為了保護文學所，立即給予拒絕。沒想到，六月初，大量軍隊進入北京，更沒想到，六月三日夜晚和六月四日凌晨，政府真的對學生使用了暴力，真開槍了。

這一天的子彈打到學生們的身上，打到我的心上。我的心靈中了子彈，完全破碎了！破碎的心靈首先為我熱愛的孩子們哭泣，他們的身上流着血。我相信他們也是為了國家的進步和國家的健康而吶喊。但是他們有的死了，有的流着血。同時，我也為我所愛的中國改革領袖們哭泣，他們以後怎麼面對歷史？怎麼開槍了？怎麼真的使用暴力了？我當時明白了，這場悲劇性的運動沒有勝利者。學生是失敗者，知識分子是失敗者，政府也是失敗者。我的心靈完全破碎了。「四人幫」垮台後我那顆充滿希望的心靈破碎了！伴隨着這顆心靈的那份真誠的快樂結束了。那份激情，那份酷愛，那顆熱烈擁抱社會的心靈消失了，死亡了。我的心靈史翻開了黑暗的一頁，幾乎絕望的一頁！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