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賈寶玉心靈的大徹大悟

二○○○年前後，即世紀之交，我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鄭培凱先生主持）講課。當時我已「返回古典」，講解的都是清代以往的文學。這又正好符合中國文化中心「不講現當代」的要求。我除了刻意打破縱向講述（按時間順序的編年講述），而嘗試橫向講述「中國貴族文學」、「中國放逐文學」（中國流亡文學）、「中國輓歌文學」、「中國謳歌文學」之外，便側重講述四大名著，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與《紅樓夢》。對於這四大名著的講述，也是我心靈原則的進一步確立。出國之後，我就要求自己（也是內心要求），一定要告別《水滸》的凶心（告別革命），告別《三國》的機心，包括世故之心，而追求「西遊心」（不怕艱難尋求自由之心）和「紅樓心」（即慈悲、悲憫之心）。

我先講述《紅樓夢》，在講述之前，我已重讀了多遍《紅樓夢》，在備課時有一種永遠難忘的生命體驗，這也許就是馬斯洛所說的「高峰體驗」。後來我明白了，這正是王陽明「龍場悟道」似的大徹大悟。

與王陽明思想徹悟息息相通

王陽明（王守仁）是明代大儒，他二十八歲時就參加禮部會試，獲得殿試賜二甲第七名進士，授官位刑部主事，後又被啟用為兵部主事。明武宗正德元年（一五○六）冬，把持朝政的宦官劉瑾逮捕了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王陽明上書請救，觸怒劉瑾，被廷杖四十，然後又被發配到貴州龍場，讓他當個小小的官員──驛丞。驛站設驛丞一人，吏一人，馬二十三匹。王陽明雖為驛丞，但因為是帶罪之官，所以不得居住驛站，只能在離驛站不遠的小孤山洞口搭個草庵棲身。

身處此大逆境中，原先所學的「格物致知」那一套（朱熹）學理已不頂用。但他心志不凡，絕地逢生，一天夜裏，他突然「神悟」降臨。那天晚上睡覺時他的靈感四處衝撞，彷彿有人告訴他「格物致知」的要旨。於是，他從石床上一躍而起，大徹大悟，明白聖人之道，全在「吾性自足」，以往「求理於事」，全都錯了。此時此刻，他悟到：一切取決於自己的心靈，心即理，通過「心」去找「理」才是光明正道。要抵達「理」，不是通過「格物」，而是通過「格心」。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天，一切都在心中。夢裏尋它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王陽明尋找、求索的聖人之「理」，原來就在「心」中。

王陽明那天夜裏的大徹大悟，終於使他創造了「心學」。在中國文化史上，他終於完成了從理學到心學的巨大轉變。整個儒家學說，也從此找到新的源頭。我在國內求學期間，提起王陽明，教科書和老師們總是說王陽明是「極端主觀唯心主義」，我接受這種判斷，對王陽明存有偏見，未曾認真閱讀他的著作。但出國之後，我面臨許多新的關口﹕語言關、生活關、工作關，每個關口都很艱難，而最難越過的則是「心理關」。遠離故鄉、故國、故人，孤獨、寂寞、痛苦到極點，心裏發生危機了。能通過心理的難關，才能說得上有別的出路。因此，對於我，當時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成為心理的強者、心靈的強者。心理強，則是勝利者；心理弱，則是失敗者。我不能在種種難關面前舉手投降，率先消滅自己。相反，我必須首先挺起胸膛，壯大自己，贏得心理的強大與健康。

於是，我意識到，此時此刻，唯有「心」可救我。心靈狀態決定一切，心靈狀態決定成敗，心靈狀態決定流亡的走向與去向。也就在此時此刻，王陽明重新進入我的生命，王陽明的代表作《傳習錄》在這個時候，贏得我愛。此時，我感到王陽明格外親切。他說的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天，我理解了，而且也感到思想與他息息相通。於是，我振奮振作起來，高舉自己的心靈，像兒時在鄉村裏高舉松明點燃的火把。我再也不管這是什麼唯心論還是唯物論，是「主觀唯心」還是「客觀唯心」，就相信心學是真理，相信心靈狀態決定一切，無論如何，一定要當一個心靈的強者。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我備課《紅樓夢》，賈寶玉的心靈走到我生命中，並展示在我面前。

因夢中悟語寫下寶玉心靈內涵

備課的這一天夜裏，我睡的床鋪上，彷彿也靈感燃燒，彷彿也聽到有人提示我，他說：「賈寶玉，賈寶玉，那不是『物』，也不是『人』，那是一顆『心』。這顆心，《紅樓夢》之心，是詩之心，是小說之心，是文學之心，是你我的應有之心。讀懂這顆『心』，就讀懂《紅樓夢》，就讀懂世界、人類、歷史，就讀懂一切。今後，你不管走到哪個天涯海角，都要雙手捧着這顆『心』！」聽了這些話，我突然驚醒。醒來時滿身大汗，奇怪，夢中悟語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我都記住了。於是，我鋪開稿紙，渾身燃燒，雙手顫慄，開始寫下「賈寶玉的心靈內涵」。寫時情感如波濤洶湧，驚濤拍岸，高度亢奮。就在那個瞬間，我徹悟到，賈寶玉這顆心，是「十無」之心。

這顆心，無敵（沒有敵人）；

這顆心，無爭（從不參與爭名奪利）；

這顆心，無待（從不依附、依賴，完全獨立）；

這顆心，無染（處污泥而不染，處貴族之家，卻毫無紈絝子弟之習氣）；

這顆心，無私（賈寶玉只會關心別人，自己被雨淋了，不知照顧自己，只關心其他雨中人，難怪兩個老太婆笑他是個「呆子」)；

這顆心，無猜（賈寶玉不僅沒有敵人，沒有壞人，也沒有假人。誰說的話他都相信。襲人和劉姥姥哄他的話，他也信）；

這顆心，無恨（趙姨娘那樣加害他，他卻從不說姨娘的一句壞話。賈環企圖用滾熱的油火燒毀他的眼睛，他也不計較，不生怨恨）；

這顆心，無嫉（賈寶玉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嫉妒，只會欣賞他人的才能，在詩社裏寫詩賽詩，他被評為「壓尾」（最後一名），但仍然很高興）；

這顆心，無謀（賈寶玉沒有半點機心，從不把心思放在對付他人，離《三國演義》機謀最遠的是誰，是賈寶玉的心靈）；

這顆心，無懼（傳說瀟湘館鬧鬼，王熙鳳嚇得魂不附體，但寶玉卻全然不怕，而且要去觀看。人們都說他「膽大」，唯有史湘雲說他是「心實」。寶玉心靈坦坦蕩蕩，實實在在，當然也就無所畏懼）。

什麼叫做佛心、童心、赤子之心？賈寶玉的心靈便是。什麼叫做純粹之心、高尚之心、有道德之心？賈寶玉的心靈便是。

為寶玉偉大的心靈高度亢奮

我在香港理工大學的《紅樓夢》演講（題為「紅樓夢的三維閱讀」）中，特別說明了賈寶玉這顆心靈的內涵和我的高峰體驗。這一段體驗在我人生當中實在是個關鍵，所以我把演講的有關部分重錄於下：

我在二○○○年城市大學講解《紅樓夢》的心靈閱讀的時候，那天晚上備課，突然有一個大感悟、大徹悟，我自己十分激動，高度亢奮，差一點就哭出來了：因為我讀懂了《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心靈了。我自覺我對賈寶玉心靈的領悟，很像王陽明的「龍場悟道」。王陽明當時去江西平亂，到龍場的時候，有個大徹悟，他就發現了一個原理：原來真理即心靈。王陽明認為，他過去崇尚朱熹等人講「理」。而現在終於明白，心即是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天。此後他便講理心合一，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發揮了陸九淵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思想。後來蔣介石先生和毛澤東先生都非常崇拜王陽明，而我呢，是出國以後才崇拜他。以前不懂得崇拜，因為大陸說他是主觀唯心主義啊！這時才覺得了不得，心靈的狀態可以決定一切。我到海外來了，接受了這個「心學」以後，整個就變成了心靈的強者了。

那天我的感悟，非常像王陽明的龍場悟道，大徹大悟，原來《紅樓夢》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塑造了一顆賈寶玉的偉大心靈。而曹雪芹最偉大的貢獻，就是為中國人民創造了一個永遠不落的心靈太陽。當時我高度亢奮，興奮得不得了。興奮了整整十年了，到現在還有一點興奮。我讀懂了賈寶玉的心靈。怎麼讀懂了？我在香港三聯的一本書，叫做《什麼是人生》，其中談到了賈寶玉，我說，賈寶玉這個人是「三無」：第一，無敵，他沒有敵人；第二，無爭，他從來不爭名奪利；第三，無待，他從來不依附，不依賴，獨立做人！因為篇幅有限，我只講這三無。

其實，賈寶玉的心靈至少有十個無。首先一個是無染，他處污泥而不染，生活在一個貴族家庭的大家族裏，卻永遠像個孩子，永遠守持天真天籟，永遠單純純粹；第二個，是無私，他沒有私心，總是想到別人，所以有兩個老太婆議論他，這可不是個呆子。玉釧兒拿着藥湯給他喝，不小心就潑到了賈寶玉的手上了，照說，賈寶玉應該生氣，但他反而先關心起了對方：「哎呀，你有沒有被燙傷？」這個事情，本來是他自己手被燙傷了，卻首先關心別人是不是被燙傷了，這就是他的無私。

再有一個，是他無猜，沒有猜想和猜疑。即他跟林黛玉兩小無猜，兩個人的情愛很單純，沒有猜疑。所以他寫的禪偈非常好，「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這些都是無猜，無猜，表現出的是，他覺得世界上不僅沒有敵人，而且沒有壞人，沒有假人，任何人跟他說話他都相信，不加猜疑。連別人編造的話他都相信，襲人告訴他，我哥哥嫂嫂要讓我回家了，就嚇他一跳。然後襲人說，如果你不讓我回去，要答應我三個條件。賈寶玉說，一百個條件都可以，你說吧。襲人就說，第一不要輕言生死，毀僧謗佛；第二，你要好好讀書，哪怕你不要好好讀書，也得裝裝樣子給你爸爸看；第三，你不要調脂弄粉，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賈寶玉就連聲說我答應我答應我答應，人家哄他的他都信。又比如劉姥姥哄他說，我們鄉村有一個姑娘很漂亮，雪地裏抽柴草，不過後來死掉了，人們給她修了一個廟，就把她供在裏面的。賈寶玉就很相信，第二天就和人一起去找這個廟，結果根本沒有這回事。但他也相信了，賈寶玉這個人不僅是有情，而且「情不情」。這個詞前面的「情」是動詞，後面的「不情」是名詞。「情不情」就是對不情的人和物，他也投入感情，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同時，他不僅情不情，而且還「善不善」，也就是對那些不善的人，他也可以充滿善心地對待。還有「真不真」，對那些不真的人，他用真來對待，賈寶玉心靈是真的好，所以他沒有敵人，沒有壞人，也沒有假人。而且他無畏，他沒有什麼好怕的，比如有人說，瀟湘館在鬧鬼，一聽王熙鳳就嚇得要命，因為她心虛，賈寶玉則不怕，他說林妹妹那邊鬧鬼，那我一定要去看。後來史湘雲說，他不是膽大，是「心實」，所以他不怕鬼，無忌。而且賈寶玉很奇怪，他心靈沒有我們這些世俗人的生命技能，比如說，他不會仇恨，也不會嫉妒，不會算計，也不會報復，不會排他，所以他就無恨、無怨、無計、無謀，所以我用十個「無」來概說他。

對待祖國就如寶玉對待父親

賈寶玉的心靈原是這樣的一個心靈。對於賈寶玉來說，不是別人對他如何如何，而是我應該對待他人怎麼樣。所以他的爸爸，把他往死裏打，冤枉他，委屈他，可他對他的父親卻一點怨言都沒有。他認為父親冤枉我，是父親的事情，可我應該敬重父親，這是我的品格，所以他始終對父親很敬重。賈寶玉平時出門的時候都有好幾個僕人跟着他，有一次他路過父親的書齋的時候，他趕緊下馬，跟隨的小夥計告訴他，今天老爺不在家，不用下馬。但賈寶玉說，不行，我們還是要下馬，於是下馬，然後對着老爺的書房鞠了個躬，賈寶玉對他的父親感情很深。我覺得，其實我們對待自己的祖國，也應該像賈寶玉對待父親一樣。祖國喜歡不喜歡我，委屈不委屈我，這對我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須正確地對待自己的父親和自己的祖國。祖國的山川、土地、社稷、同胞、文化，永遠要無條件地愛。所以我連「我愛祖國，祖國不愛我」的怨氣都沒有，因為我向賈寶玉學習了，他才真的是我們的楷模。

曹操的哲學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而賈寶玉的哲學相反，他的是：「寧教天下人負我，我不能負天下人。」他的心靈這麼美，所以我認為，賈寶玉的心靈，是世界文學史上最純粹的心靈。賈寶玉的心靈，就像創世紀的第一個早晨沒有污染過的露珠一樣純潔。我們能在世界其他文學作品中找出心靈比寶玉更純粹的嗎？這就是我對《紅樓夢》心靈的閱讀，通過這個閱讀，我也發現了賈寶玉的心靈，讓我非常的激動，徹夜難眠。

寶玉最寶貴的不是玉

發現賈寶玉的心靈乃是人類文學史上所塑造的一顆最純粹的心靈之後，賈寶玉便成為我的榜樣。他的心靈也成了我的心靈鏡子。我的心靈修煉，朝着哪個方向修煉？就朝着寶玉的方向修，朝着寶玉的方向煉。我知道，如果用世俗視角會把寶玉看做是個世俗人，他是個貴族紈絝子弟，富貴閒人，什麼本事都沒有，既不會「齊家」，也不會「治國」，更不會「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都沒有他的份，所以他父親賈政討厭他，一見到他就心煩，有些《紅樓夢》論者正是這樣看賈寶玉，覺得他遊手好閒，不可靠近。這些論者只看到賈寶玉的「形」，未見到他的「神」；只見到他的是「身」，未見到他的「心」。

而我卻把寶玉視為一顆「心」。肯定高鶚的續書，也是因為最後他佩戴的「玉」丟失時，寶釵與襲人慌亂地尋找，他卻說，別找了，我已經有了「心」，還要那玉幹什麼。這就抓到要害處。寶玉本就有一顆純粹的本心真心，最後自己也意識到自己身上最寶貴的不是「玉」（貴重的物質）而是「心」（非物質）。因為把賈寶玉說為一顆「心」，所以就明白它有如創世紀第一個早晨的露珠，從未被塵埃污染過。這顆心靈非常純粹，既無功利之念，也無因果之思。它從不知「分別」，完全沒有世俗社會的貴賤之分，尊卑之分，世俗眼裏的「貴夫人」和「丫鬟奴婢」，在他眼裏都是「人」，都值得尊重與敬重。晴雯就是晴雯，鴛鴦就是鴛鴦，她們是美麗、善良、聰慧的生命，絕不是什麼「女奴」、「丫鬟」、「下人」，所以他愛她們，把她們視為朋友與「知己」。他對母親、姨媽、姨娘等，也以禮相待，敬重她們，連老是要加害他的趙姨娘，他也從不說她一句壞話。賈寶玉愛一切人，寬恕一切人，但這些都不是理念，即都不是因為釋迦牟尼的「指示」，而全是他的天性、心性，他天生就超勢利，超算計。他的心靈沒有俗人那種仇恨的功能，嫉妒的功能，報復的功能，算計的功能。他的心靈原則存在於他的潛意識、下意識裏，存在於他的血脈深處。他的心靈原則是從不計較他人「對我如何」，哪怕他人是委屈我、誤解我、蔑視我、凌辱我，我都不計較，更不會報復。重要的是我如何對待他人，我虧待他人便不安，我忽略他人即錯誤。這就是「寧可他人負我，休教我負他人」，與曹操的那種「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原則正好相反。他父親賈政冤枉他，把他打得半死，他沒有一句怨言，也不說父親一句微詞。因為他的心靈只知道如何對待父親，對待自己的父親只能尊重與敬重，至於父親錯打他，那是父親的事。

學習寶玉如何做人

賈寶玉這種心靈原則，給我極大的啟迪，所以我把祖國比作父親，認定父親冤屈我、放逐我，那是祖國的事。而我必須永遠敬重祖國，熱愛祖國，這是我的人格，我的精神品質，我的心靈原則。我應當無條件地愛祖國的山川、土地、社稷、同胞、文化。即使祖國用重棒打擊我的這種理念，我也要堅持。通過對《紅樓夢》的真誠領悟，賈寶玉的心靈原則化作我的心靈原則。「寧教人負我，我不負他人」，「寧讓祖國負我，我不負祖國」，成了我的內心口號。以往「學雷鋒」時，我總是想「製造」一些好事給人看，而學寶玉，我則沒有任何一點「表現之心」，只是在內心深處記住應當如何做人，如何守持心靈原則。

因為有賈寶玉的心靈作為自己的心靈標尺，所以我對「《三國》心」即機心、世故之心就特別討厭。不管是曹操，還是劉備，他們都沒有真實的心靈。曹操為了達到目的，寧負天下人，而劉備只知道，愈是善於偽裝，成功率就愈高。他們口頭上講的是「義」，內心裏則只念念不忘一個「利」字。賈寶玉是個「真人」，而劉備則是「假人」。前者是仁愛仁厚，後者是「假仁假義」。

我在《紅樓夢》的閱讀中，一再聲明，我並不把《紅樓夢》作為研究對象，而是作為心靈感應對象，即以心去發現心。在《紅樓夢》中我發現許多美麗純正的心靈，而第一發現（最重要的發現），則是發現賈寶玉心靈的極度純粹，極度善良，極度慈悲。

在世紀之交發現賈寶玉心靈光輝之後，我的生命歷史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我的摯友高行健贏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之前十幾年，我不斷評論高行健，九十年代末，我把行健兄的代表作《靈山》背回北京打印，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期間竭力推薦高行健獲獎，現在終於有了結果，我當然非常高興。高行健獲獎一個多小時後給我打電話說：「無論如何，我們算是很爭氣！」不錯，我們流亡海外，戰勝無數困難，總算爭了氣。高行健接着又在電話上問我：「要不要到斯德哥爾摩參加頒獎典禮？」我說﹕「我在斯大客座一年了，不想再去瑞典。」他就說﹕「那就把諾貝爾獎章的副章給你。獎章共有三枚，我自己留一枚，另兩枚，一枚給法國的朋友，一枚給你。」我說﹕「別的禮物我不接受，諾貝爾獎章我還是要的。」於是，他就在第二年一月訪問香港時把獎章給我，用一個藍色的盒子裝着，盒子下邊寫着：「再復吾兄雅玩！」贈予諾貝爾獎章畢竟是件大事，所以贈予的那天晚上，《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兄便為行健和我舉行了一個小小的餐會，算是贈送儀式。餐會還請了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黃玉山參加。為此，耀明兄還在他主編的《明報月刊》發了一篇文章和一幅照片。

那天晚上，面對諾貝爾文學獎獎章，我在想，雖然不是我得了獎，但我畢竟和行健兄手拉着手一起走向文學的高峰，我的人生終於也抵達了一個高點。那一刻，我想到，此後的人生該不是繼續往前走，不是去爭取更大的榮譽、更大的權力與財富。而是往後行走，即向着童年、童心的反方向努力行走。「反向行走」的意識就這樣冒出來，這樣產生出來了。為此，我自己高興得不得了。興奮了一陣之後，我對自己說，對！此後的人生就是「復歸」，如《道德經》所言，復歸於嬰兒，復歸於樸，復歸於無極。多好呵！找到心靈的方向了！那天晚上，我覺得自己又有一番徹悟，其意義絕不在得諾貝爾獎之下。感謝行健兄帶給我光榮之後又帶給我新的徹悟。今後，也就是二十一世紀，我將努力反省二十世紀，也將作切實的「反向努力」，朝着赤子之心的方向努力，朝着靈山上的佛心方向努力！

回歸童心與質樸的反向意識

世紀之交我在課堂裏除了講授四大名著之外，還講授「老六經」：《山海經》、《道德經》、《南華經》（莊子）、《六祖壇經》、《金剛經》、以及我的文學聖經（《紅樓夢》）。所謂「反向努力」，上述曾用《道德經》中的三復歸來表述，即復歸於嬰兒，復歸於樸，復歸於無極。復歸於嬰兒，便是朝着嬰兒的方向往後走，這好理解。復歸於樸，一般都解釋為復歸於「質樸的生活」，這沒有錯，但我補充了兩個層面，即二是回歸「質樸的內心」；三是回歸「質樸的語言」。至於「無極」，我則把它聯上陸九淵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因此，便是朝着宇宙的無限廣闊之心的方向走。

世紀之交，我的心靈本就動盪，因為找到方向，就更為活潑，活潑得快要跳出胸膛。這種感覺幾乎天天都有。那時，我想到人生必須有個往回走的「反向」階段。古希臘的史詩《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就概括了人生的兩大步驟（也可以說是兩大經驗）。前者是「出征」、「出擊」，這是朝前走，往正方向走。後者則是「回家」、「回歸」，往後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往前出征出擊不容易，往後走也不容易。《奧德賽》描寫奧德修斯在回歸的路上，遇到了風浪、妖魔等各種阻攔，並非「一帆風順」。我的內心旅程比奧德賽之旅更為艱辛，那是與「虛榮、欲望、野心」的較量，那是放下、放下、再放下的考驗，我知道，許多人生在年邁之後已經放不下，即很難往回走了。而我卻在六十歲的時候產生了「反向意識」，還能「往後走」，這就是勝利，這就是人生的凱旋。關於這一點，我在更早的時候就表述過，所以劍梅在為我的散文詩集《讀滄海》作序時就寫道：

……朋友們常說他雖然是理論家，可是很有詩人氣質。我也非常同意。其實，他不僅有詩人的氣質，還有詩人的童心。他在海外尋找情感的故鄉，最後找到的還是那一片天真天籟的孩提王國。

這是劍梅一九九八年十月為我寫的序文，她已經發現，我的《尋找的悲歌》，最後找到的還是天真天籟的孩提王國，也就是最後的歸宿還是童心，赤子之心，嬰兒狀態。

反向努力，這是我晚年的心靈狀態。對此，我自己格外重視，並把它變成自覺意識。因此二○一○年，我在美國寄寓的科羅拉多州的一次正式公眾演講中，選擇的講題是「第二人生的心靈走向」。這已是高行健獲獎後的第十年了。在演講中我說：

我想說說第二人生心靈走向。我一直認為，一個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裏，而是心在哪裏，也可以說，重要的不是身往哪裏走，而是心往哪裏走，或者說，心往哪個方向走。如果用立命這一概念來表述，那麼立命的根本點就在於「立心」。早期魯迅有一思想，說「立國」應先「立人」。借用這一語言邏輯，我們可以說，「立命」應先「立心」。我沒有「為天地立心」的妄念，但有「為自己立心」的自覺。

此時我要用一個短語來表述我的心靈方向，這就是「反向努力」。也就是說，這二十多年我的心靈走向，不是沿着人們通常理解的那種向前向上的方向去追求更大功名、更高權力、更多財富，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努力，即向後方、向童年、向童心、向質樸這一「反」方向去努力。我在散文詩中曾說，回歸童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凱旋。我甚至給自己規定很明晰的人生目標，確認第一人生是從「無知」走向「有知」，即通過上學、讀書、受教育、做學問，以從一個蒙昧的孩子變成一個有知識、有學問的人。而第二人生正好相反，我要努力做一個人，努力從「有知」變成「無知」。所謂「無知」是指「不知」，即變成一個像嬰兒那樣不知算計、不知功過、不知輸贏，不知得失、不知仇恨、不知報復、不知生存策略、不知恩恩怨怨的人，也就是回到莊子所說的「不開竅」的「混沌」，莊子所講的「混沌」，乃是天地之初、人生之初的本真本然。

我認為，一個人有了權力、財富、功名之後，最難的是保持質樸的內心。質樸的內心也就是童心、赤子之心。

不忘捧着跳動的良心說話

二○一○年，北京知識界的一些朋友聚會慶祝周有光先生一百零五歲。《經濟日報》記者馬國川先生希望我說幾句話。我雖從未見過周先生，但很尊敬周先生，於是我就遵命寫了幾句話：

周老最讓我驚奇的不是他的高齡，而是他在一百歲之後卻擁有兩樣最難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質樸的內心；二是清醒的頭腦。

質樸的內心，是我的心靈方向也可以說是心靈目標。我覺得周有光先生的生命奇觀，奇就奇在百歲之後，也是名聲極大之後仍然保持質樸的內心，仍然說真話，說那些他人心中都有但口中皆無的真話真理，他的寶貴之處就在這裏。二○一七年他一百一十一歲時去世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生命奇景將永遠留在史冊裏。

孔子說人生進入「七十」之後，應當「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也是對心靈歸宿的一種期待。我在七十一歲（二○一二年）於北京三聯出了一部文集，命名為《隨心集》，也是對自己心靈提出如此的期待。而我敢於說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就因為我的心靈方向與心靈目標已經確定。我所說所寫的一切，會像赤子那樣，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絕對不會說。不逾矩的矩，就是我的良心底線。無論走到哪個天涯海角，無論站立在哪個講壇說話，我都不會忘記捧着跳動的良心說話。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