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平等和日益動盪的世界，是格雷伯和溫格羅的思考出發點。在福山宣布歷史的終結之後，歷史顯然並未終結，民主和正義等價值觀不斷受到侵蝕和質疑，許多人並不認同自由民主是人類唯一可能的未來願景。格雷伯和溫格羅認為，無論是在人類歷史的開端還是現在，社會的演進都不是線性的，而是存在時間循環和多種選擇。基於近年來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新發現，他們提出史前史的新視角：人類歷史的開端不是單數而是複數，人類早期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組織形態遠比想像的要多樣化。

自然狀態的善與惡

關於人類歷史的開端，人們知之甚少。為了彌補資料缺失造成的歷史空白，人們常常利用理性或經驗的假設和臆測。對於這種方法，康德在〈人類歷史起源臆測〉一文中予以了肯定。

在西方社會，圍繞人類開端的研究往往演變為神學的辯論，即人天生是善還是惡？

對於基督徒而言，《聖經．創世紀》早已給出了答案：原初的人生活在純真的狀態中，因為違背上帝的旨意，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園。背負原罪的人，脫離純粹的自然狀態，組建家庭和社會。在等待救贖期間，人不斷墮落。

這種信仰，成為盧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研究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動力。按照盧梭的假設，在狩獵和採集時代，人生活在很小的集體中，這時的人類處於孩童般的純真狀態，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在社會初步形成後，這種平等的狀態逐漸消失。文明和國家取代純真的自然狀態，父權統治、官僚、軍隊和私有財產的出現，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

盧梭所謂純真的自然狀態，與霍布斯（一五八八—一六七九）的假設恰好相反。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指出，自然狀態是一種戰爭狀態，人人皆要與他人爭鬥，為了擺脫這種狀態，唯有通過契約和國家建構。盧梭則認為，自然狀態是一種和平狀態，社會狀態是一種戰爭狀態。

與霍布斯和盧梭基於假設的臆測不同，格雷伯和溫格羅的研究植根於近三十年的考古新發現。他們駁斥經典的社會發展模式，強調早期人類社會的多樣性：新的政治秩序一次又一次地被創造、被拋棄，或是以不同的形式共存；戰爭並不是生活的常態，而是與和平狀態交替出現。

不平等並非必然

關於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存在一種流行的看法，即人類天生是凶殘的動物，社會的演進是由人的自私和競爭本性推動的，不平等是對人類的一種救贖。這種悲觀的論調受到《聖經》的影響。在書寫人類歷史時，這一看法成就了一種強大的敍事慣性，即人類在過渡到農耕文明以及建立更繁榮的城市時，不可避免地會變得不自由和不平等。

對於格雷伯和溫格羅而言，這一理論就像一個枷鎖，迫使人們接受一個假設：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擁有八十億人口的複雜社會，就必須接受社會不平等和對自由的限制。赫拉利的《人類簡史》、戴蒙德的《昨日之前的世界》以及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皆是基於這一假設。格雷伯和溫格羅反對把社會不平等歸結為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他們通過對過去一萬年人類歷史的分析，試圖尋找偏離所謂無可替代的歷史進程的生活選擇。

在《萬物的黎明》一書中，土耳其境內的加泰土丘被作為一個史前史的範例。該定居點存在於公元前七五○○年至公元前五七○○年，是已知人類最早定居的城市。考古學家在這裏發現了大約一萬居民居住的房屋，但是沒有專為統治者或祭司修建的屋宇。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等級森嚴的城市不同，加泰土丘的居民可能沒有階層區分，也不需要統治者或行政機構來管理他們的事務。格雷伯和溫格羅指出，從原始覓食到農耕文明，所謂私有財產和社會等級制度突然佔據首要地位，這一切的發生並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格雷伯和溫格羅認為，單一的歷史敍事邏輯限制了人們對未來社會模式的想像，迫使人們接受看似不可避免的不平等，人類似乎不再有選擇的自由。現代國家憑藉強制性的制度，剝奪了人們按照自己意願塑造社會關係的機會，但是人們不應放棄改變這種狀況的希望。在《萬物的黎明》一書中，格雷伯和溫格羅呼籲人們從社會進步的單一模式中解放出來，通過回顧過去，探索未來美好生活的典範。

從某種意義上說，格雷伯和溫格羅的立場接近於康德對人類歷史起源的臆測。基於盧梭自我完善的觀點，康德指出：自然狀態的歷史由善開始，自然的存在按照必然性運作，人沒有其他選擇；但是，人在社會狀態中是自由的，人的選擇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惡。個體眼於自身，缺乏整體觀，這種生活不利於他人，所以是惡；人必須不斷完善自己的生活能力和道德能力，才能使自己符合普遍的意志—全人類的福祉。

人類學家格雷伯倡導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知識精英，不幸於二○二○年英年早逝。他在生前主張實行無條件基本收入，改善人類的生活。唯有如此，人類才能擺脫戰爭的狀態，消除社會不平等，獲得永久和平。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