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自清合編大學國文選

　　朱自清是早已過世的學者。伍俶到了台灣就任台灣大學教授，乃是胡適所說北京大學「可怕的學生」之一。伍先生的名氣雖然不及他的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但也許在當時台大傅校長的心目中，他的文學修養，可與朱自清等量齊觀。事實上，以「叔儻」為字的伍先生，瀟灑倜儻，人與名同。他的政治色彩淡薄，也是個優點。而且，朱自清以散文見長，《背影》一文已達到「多一字太長、少一字太短」，可謂爐火純青（雖然最近有人認為此文違反交通規則，內容不算完美），詩人伍先生跟他配合，誠然相得益彰。

　　當年在台大講授詩詞還有戴君仁和鄭騫兩位先生。戴先生的著作《戴靜山先生全集》三冊，身後還有《戴君仁靜山先生年譜及學術思想之流變》專書。鄭先生的《清晝堂詩集》錄有一千一百十七首。二〇〇五年台大舉辦過「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也許伍先生離開台灣和去世的時間比較早，跟他們比較，資料少多了。他不但沒有「全集」，連一篇比較完整的傳記亦付缺如。怪不得初、增兩版的《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二〇〇七）都把他一九六六年謝世寫成一九六八年。因而，內地出版物都跟着錯下去。

　　伍先生的著作，只有一九六八年崇基學院中文系師生校友所組成的「華國學會」編印的《暮遠樓自選詩》線裝一卷，流傳不廣。此書收集五言及七言詩一百一十四首，又附《談五言詩》長文一篇，創作與詩話兼而有之。薄薄一冊，卻包羅了詩人畢生研究與寫作，尤其是五言詩的最佳成績。這對後世學子而言，不啻是一個小小的慰藉。

　　詩文別集錄有序跋是常事。只因伍先生跟鍾應梅先生有約，將來他的集子，「決不讓任何人……寫上任何一句話。」《自選詩》既用伍先生壬寅（一九六二年）舊稿《窮照錄自序》作序，鍾先生只能在卷末附加「出版說明」一頁。可見崇基人對伍先生的守信與敬重。

口占偶成　可吟可誦

　　我早就耳聞伍先生有「一日一詩」的習慣，是一位多產作家。《自選詩》所錄的數量實在太少了。其中以「雜詩」為題者有二十二首，約佔全書百分之二十。他為什麼喜用「雜詩」作題呢？原來詩與樂是互相配合的。因為文人五言詩跟音樂脫節，被歸入非正音之列而稱為「雜詩」。這個「雜」字說的是形式，不是內容，是五言詩的專用名詞。我們甚至可以說，魏晉詩人用「雜詩」為題者，多是五言，幾無例外。不過，現代人的看法，伍先生的「雜詩」，實乃無題。日常生活中，他一有感觸，立即記下，捕捉那瞬息即逝的實感與真情。依我個人的淺見，這些口占偶成可吟可誦的作品，正是他詩中的珠玉。在此選錄數首《雜詩》，以見一斑：

　　誰謂生世短，不眠夜何長？誰謂生世長，又覺去日短……園林秋氣佳，無花亦無損。花落易感心，葉落感為淺。況乃蝶未知，時來慰晼晚。雙飛幸不留，過牆去已遠。

　　終日無所營，飲茶未嘗歇。徒使便溲多，何曾清思發。……

　　……浮雲四面來，忽忽日云暮。室黯易生思，起坐豈得住。暫安且賦詩，字留神已去。

　　夜倦思早眠，又恐未明起。日中已遼寂，四鄰況如死。在靜心益煩，車音轉可喜。正如食西瓜，最宜入沸水。外熱中若冰，始識玆味美。但覺世士愚，誰與語此理。此理亦尋常，作詩示來紀。

　　上面這些五言詩看似散文，無一奇字奇句，卻無字無句不奇，任何增減非過即不及。他用最平淺質樸的文字，來表達深厚的感情與內涵。這便是文學藝術上成功的關鍵所在。

　　伍先生一方面有陶淵明那般淡泊豁達的心胸與氣度，另一方面又耿耿於懷，似乎對某些事有所執着：「細思數年來，賦詠不令缺。取視無佳篇，費神近自伐。」（《雜詩》）「在予且懷私，以此驗衰世。豈敢譏他人，賦罷深自愧。」（《雜詩》）「今來思一字，既得亦嫌謬；苦慮已費神，頭重心疑覆。」（《作詩思苦而未就賦此紀之》）以及「命筆以寫心，因深情轉匿；未能盡百一，遺恨終遙夕。」（《夜聞簫聲》）一輩子勤奮讀詩與教詩的他，當然對自己所寫的詩要求極高。難怪胡適要說：「叔儻的詩，是用氣力寫成的。他的詩印出來沒有？你請他寄一本給我。」（胡頌平語）遺憾的是，《自選詩》出版時，胡、伍兩先生已歸道山矣。

　　雖說自己是一個「簡陋空疏」的人，絕不熱中酬酢之事。不過，伍先生跟當時台灣詩壇名人如成惕軒、彭醇士、周棄子諸先生，倒有些「翰墨因緣」。在此錄出弔喪與題畫各一首，也許可說是廣義的「酬酢」之作：

　　鳴鐘動角不勝哀，我為當時惜此才。蝴蝶豈知人事改，又隨弔客獻花來。（《孟真之喪會者千人是日書所見》）

　　春晴旁清川，白日麗遠岫。方愛景氣佳，又厭暄寒驟。迴視壁上懸，令憶江南秀。湖雨水自生，山烟嶺如覆。動覺帆影飄，靜愛竹林茂。黃生信善畫，下筆天所授。居然移人情，妙能變物候。戶外與室中，使各異宇宙。……（《題黃君璧湖山烟雨圖》）

　　再者，以懷舊與念情為主題的詩，也是少不了的：

　　美人當秋立，贈我團團間。在初學圓月，月今扇上見。照此富士山，峰雪明於練。握翫不能已，夜熱且在面。揮之無暫停，因之增深戀。涼風縱搖枝，我心誓不變。……（《團扇詩酬靜子》）

　　舊事從頭我自知，大都不與夢相宜。覺來香氣清於麝，又是檳榔花發時。（《舊事一首》）

　　論情譬涉海，漸遠漸益深。常恐從玆去，回旋遂自沉……別離防永隔，相期重來尋。行當一年歸，敍此相思忱。萬一不我顧，永歎豈能禁？（《情詩》）

　　這幾首代表作，雖不屬於纏綿哀痛一類，卻有一股淒清惋惜的氣息。三題是按照《自選詩》目次的先後而摘錄的。從內容上看，我想它們的時間與地點的排列是逆序而非順序。《團扇》有富士山與「靜子」的芳名，必是旅日時作。《舊事》中提到檳榔花，符合台灣氣候。最後那首，很像是從大陸渡海至台灣的語氣。可知生命中大陸、台灣、日本三個階段，至少有三個人乃詩人所縈繫於懷的。

　　有人說伍先生的詩有「隔句對」的特色。「逆序」排列與「隔句」語法是否可說是一種文學上的「邏輯」思維呢？

五言與楚辭血體相連

　　《談五言詩》文中，除了評論《古詩十九首》、蘇武、李陵詩、《孔雀東南飛》、王粲、劉楨，以及曹氏父子等名作及大家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對五言詩起源的主張，以及將騷體賦譯成五言詩的「再創作」。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指出：「關於五言詩的起源，是文學史中一件最難解決的問題。而這問題的本身，在中國詩歌的發展史上，又極其重要。」「五言詩起源」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一、五言詩在文學史上最早出現於什麼年代；二、五言詩的形式跟「四言」的《詩經》及「多言」的《楚辭》有什麼淵源關係？

　　關於五言詩最早出現的時間，歷代爭論從未停過。五四時期，梁啟超、陸侃如、馮沅君、羅根澤、徐中舒、朱偰，及日本鈴木虎雄諸人都加入辯論。當時「疑古派」佔了上風，結果認定漢初枚乘、李陵等人五言詩都是贋品，文人五言詩代表作《古詩十九首》的產生時間則遲至東漢末期。大多數上世紀編印的教科書就是這樣說的。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些人開始質疑「疑古派」的結論。趙敏俐、譚家健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先秦兩漢卷》（遼寧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一書，做了比較完整的報告。他們提出證據之犖犖大端者有：秦始皇時的《長城謠》可算是成熟的五言詩，漢初戚夫人的《舂歌》，除首句外，也是工整的五言詩，可見西漢文人已用五言形式寫詩了。東漢桓帝時秦嘉《贈婦詩》三首有模仿《古詩十九首》的影子，證明《古詩十九首》完成時期絕不會遲於桓帝在位。再者，《詩品》評說班固《詠史》五言詩「質木無文」乃不成熟作品，是後人的誤解。此處「文」字乃文風、文采之意，跟五言詩形式的成熟與否無關。同理，《詩品》另談兩晉的五言作品，有「理過其詞，淡乎寡味」及「皆平典似道德論」的句子，是針對內容而言，並非指魏晉時代五言詩還沒成熟。將來如果有新文獻、新材料的發現，我相信五言成詩時間愈推愈早是可預卜的。

　　至於第二點，即五言句式與《詩經》、《楚辭》的「血緣」關係，才是伍先生的關注所在。他寫道：「《離騷》怎樣產生的呢？要照詩人的句法，應該是：『曰若高陽，有苗裔兮。於皇皇考，維伯庸兮。』屈原覺得，這不免有點『文繁意寡』，就提起筆來，開頭就把他四句併成兩句，寫成：『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以為五言，亦是由同樣的道理產生的。一天，五言作者，忽然感到離騷實在太浮華了，何必加上這麼多空字眼，同時又比曹操早些發現出『兮』字的累贅，也提起筆來，專門取他中間重要的幾個字，寫成像下列的句子來：『帝高陽苗裔，朕皇考伯庸，攝提貞孟陬，庚寅我以降。』」

　　帶着輕鬆幽默的口吻，伍先生說出屈原創作動機只是為了避免「文繁意寡」之嫌。依此原則，他自己這段話，可謂文簡意深。固定於四言的《詩經》，篇幅短簡，着重反覆迴環的「旋律」。屈原的作品，字句長短不拘，結構複雜，擺脫一切約束與限制，實乃詩歌形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蘇慧霜《騷體的發展與衍變：從漢到唐的觀察》（台北文津出版社，二〇〇七）指出：「騷體」乃「具備發展成為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甚或樂府歌行的三三七言等句式的雛形」。但是，提到在形式上直接受到騷體影響的，她列舉一大堆：三言與樂府詩 、七言詩、以『九』名篇之作，其中獨缺五言詩。她的意見是，《詩經．召南．行露》中「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一連八句的五言，確有五言詩的雛形，不過，究竟《詩》或《騷》是五言詩的「直系親屬」，尚待進一步研究。

　　跟伍先生相差半個世紀，韓國學者申柱錫在《五言詩起源小考》寫道：「五言詩與《詩經》有關係，不但古人承認，今人也採如是觀……《詩經》對於五言詩的起源並無功勞，反倒阻止了漢代文人學習五言詩的進程。楚歌對於五言詩成長起了催化劑的作用。楚歌之辭基本上奇偶相間，以五言為基礎，加『兮』字，這就促進了詩由四言向五言發（展）。」（見《中國文化研究》第六輯，二〇〇五，韓國出版）可見伍先生還是有「知音」的。

　　五言詩與《楚辭》的淵源，是伍先生讀詩寫詩親身所領略與體會到的。不止於此，根據自己的理論，他曾經把漢、魏、六朝的騷體賦，譯成五言，作為實驗。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王粲《登樓賦》（刊於《自選詩》）。他下了結論：「五言實為騷體之本榦……楚辭不獨在思想上風調上與五言有密切關係，論修辭造句，學五言的，也不可不在楚辭上用功。楚辭，便是五言之經典。」如此看來，我們的詩人對這兩種韻文體裁確是情有獨鍾，見地獨特。他所深信不疑的是，五言與楚辭，非但血體相連，而且神貌酷似。

盼伍氏文集出版

　　有關伍先生的資料本來就少，拖延的時間愈久，整理就越加困難。近年來，我一直在留意收集。據我所知，他的作品，除了《自選詩》外，還有：《謝朓年譜》、《沈約年譜》、《憶孟真》、《敬悼胡適之先生》、《八代詩論》、《窮照錄》、《日本之漢詩》等文章、《國民讜論》（一九三八年主編雜誌）、《伍叔儻教授講義概要》（文心雕龍、蘇東坡、古詩十九首等札記，一九五四年東京印本），以及各類詩文散見於港、台、日與東南亞地區報章雜誌。最近網絡消息：有人編輯《伍叔儻集》一冊，將請錢谷融先生（他是伍先生在中央大學的學生）作序，尚無具體出版計劃。

　　至於伍先生的生平資料，大抵可分為下列幾類：甲、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在他去世那年刊登胡頌平《追憶伍叔儻先生》一文，內容頗豐。譬如說，在聖約翰那段日子，他跟錢基博「最為契合」，政界人物嚴家淦曾是他「班上的學生」，「他三十歲以後，每天規定要看西文的詩歌小說，四十年來，沒有間斷過」，和「很少人知道他的白話文寫得很美」等等，都是難得的資料。另有《朱家驊年譜》、《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等書只有間接提及；乙、家鄉溫州地方報刊有些紀念文章；丙、美國《世界日報》在二〇〇七年五月底三天連載金湘泉《懷念國學大師伍叔儻》記述他在日本的生活瑣事；丁、香港是他的最後講學之處，寫的人多一點，如《客座隨筆》、《香港作家懷舊》、《念人憶事：徐訏遺文選》，以及中文大學的刊物《綠水青山盡是詩：崇基的詩．詩的崇基》與《歲華：香港中文大學三十五年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師文藝作品集》都有第一手資料，但全是零散篇章。

　　伍先生離開大陸以後，到過的地方很多。香港是他晚年長期居住和長眠之地，朋友學生們不少。崇基學院設有伍先生紀念獎學金。但是，目前崇基或中文大學並沒有編纂出版伍先生全集或專書的計劃。香港人對伍先生的評價很高，說他「一生所表現的，徹頭徹尾是個詩人的真性……具有文學的靈魂，是一位純粹、夠格的『詩人學者』。」（容逋《客座隨筆．伍俶先生》語）尤其是五言詩，他是：「五字今無敵，孤行亦可傷。」（鍾應梅《伍叔儻先生謝世七年矣念之愴然有作》句）目下香港文風甚盛，人才輩出，如能登高一呼，發起兩岸四地甚至廣泛的華人世界共同編纂出版的合作計劃，將是文壇美事一樁了。

　　（作者是美國伊利諾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