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婉京（以下簡稱「周」）：木心先生不像貝聿銘，不像陳逸飛，他似乎從未刻意融入某個華人藝術家圈子，也沒有建立或鞏固起自己的藝術權力。相反，他對世界文學有很深刻、內斂、自省式的了解，但他同時對所謂包容的美國社會卻也保持一種無奈又清醒的距離。您是如何看待木心旅美時的處境？與他的交往對您旅居紐約的階段有什麼影響？
陳丹青（以下簡稱「陳」）：是的，木心很清醒，但未必「無奈」。「無奈」的意思是，他試圖「有奈」，但他不曾。五六十年代，他要是想在大陸發表文學或繪畫，完全可以，前提是：改變自己，適應外界，就像當時許多文人藝術家那樣。不。他不要這個前提。
怎樣看待他旅美的處境，也有前提。絕大部分人的前提是：出國須得「成功」、「融入」，小焉者如陳逸飛，高明者如貝聿銘，還有許多其他行當的成功人士，這才算得光榮，值得尊敬。我不確定您是否也持同樣的價值觀。你問我，我便直截地說：我不要這個前提。我在紐約就談不上成功、融入，我與木心氣味相投，恐怕基於此。
木心莊敬自強。他的前半生被壓抑、被剝奪，五十六歲後在紐約重續繪畫和寫作，出書十餘冊，畫作逾數百。八九十年代他在台灣廣有讀者，他的畫也能出售，雖未致富，談不上受窮。初到紐約的幾年固然清貧，後半期，約十五年左右，自食其力，過着不失體面的生活——無數歐美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都是這樣，此外還應該怎樣呢？
非要說成功，木心的暮年收獲成功：耶魯大學美術館為他舉辦特展，並巡迴芝加哥、夏威夷、紐約亞洲協會等現代美術館。這是極少數華人藝術家可得到的高規格展覽。但我不在意他的「成功」。沒有這些，我仍然愛敬他，只因他是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