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七十六歲的陳瑞獻是新加坡文化小池塘裏最耀眼芬芳的千瓣蓮，是唯一能以詩、文、書、畫、印、雕塑、歌樂、攝影、電影、紙刻、設計、演出、翻譯、哲學以及宗教齊頭並進，並以華英法巫四種語文，以及多種方言，游刃於國際多文化層面的全方位天才。誠如清代王夫之在《思問錄．內篇》所說：「能一能十，非才之美者也。能百能千而不厭不倦，其才不可及也。」十項全能冠軍般的多向思維的融合與碰撞而冒出了星座，使陳瑞獻的創作充滿輪番變幻的獨特色彩。

華人在西方藝術殿堂創下奇跡

一九八七年，四十四歲的陳瑞獻與瑞典大導演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一起獲選為世上最古老也最崇高的法蘭西研究院（L’Institut de France）屬下藝術研究院的駐外院士（membre-correspondant），成為這座有三百六十六年歷史的研究院最年輕的院士，第一位留名研究院青史的東南亞藝術家，成為史上的大畫家如安格爾、柯爾培、莫羅、莫奈、德拉克羅瓦、達利等人的同仁。當年的十月十四日，在座落塞納河邊宏偉的研究院的一項官式入院典禮上，推薦他入院的前藝術院院長暨後來的最高領導常任秘書長奧德里夫（Arnaud d’Hauterives)說道：

首先，陳瑞獻是位佛學詩人，一位名字跟新加坡華文現代詩的誕生相連的詩人，一位研究偉大的東方哲學系統的佛學者。陳瑞獻熱愛法國文學，把法國文學翻譯成華文，同時是大詩人亨利．米梭（Henri Michaux）與俄金．紀亦維      （Eugne Guillevic）的朋友。

還有一個要點，陳瑞獻是位卓越的畫家。他採用不同的媒介與表現手法創作，特別是中國墨與毛筆的藝術形式，並且讓東西方的觀念、技巧與靈感自然融合，而成就了他的原創性。他的創造性使他躋身「法國藝術家沙龍」的金獎章得主的行列，他的作品也收入法國國家的館藏。

他的入院，將對我們在有關東南亞地區的認識方面作出貢獻。

陳瑞獻發表感言說：「這是一項珍稀的榮耀。唐代的張璪說，藝術家應該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藝術家的筆，就像李賀的詩句，是完善自然的補充，所以藝術創作純然是人類的用功。不論屬於何種文化，來自何國，藝術家應該跨越疆界，去找尋新的視野，不同視角的藝術家將在一個交匯點來感動彼此。新加坡首次在國際水平上，在這裏有了代表，來學習、欣賞，並且在東南亞的語境中，來對這項人類的努力，作出儘管是很微小的貢獻。」

根據我的查證：法蘭西藝術研究院（L’Académie des Beaux-Arts）由繪畫、雕塑、建築、版畫、音樂作曲、電影與聲像藝術、攝影等八組的院士組成。在繪畫組，華人畫家要在陳瑞獻入院的十年後，才有朱德群以法籍畫家身份在一九九七年七十七歲時入院為院士，十三年後吳冠中在二○○○年八十一歲時以中國畫家身份入院為駐外院士，十五年後趙無極在二○○二年八十歲時以法籍畫家身份入院為院士。如今，隨吳冠中、趙無極、朱德群的相繼故去，研究院繪畫組只剩下七十六歲的陳瑞獻這位中國作家徐鋒筆下的「孤獨的華人畫家院士」，獨撐                              華人的繪畫菁英在跨世紀的年代，在西方最偉大的藝術殿堂所創造的三個世紀以來的一項奇跡。

同年，新加坡政府文化部頒發最高的文化獎章「新加坡文化獎」予陳瑞獻。陳瑞獻說：「名字刻在這面獎章上，好似有我所敬重的人們在門邊等我回來的感覺。它也給一名長期慎獨、刻苦創作的藝術家放發溫暖。」

文藝復興的全才

入院前一年即一九八六年六月，法國政府文化部在巴黎大皇宮舉行的「比較沙龍」購藏陳瑞獻的油畫展品《咒巾》，作為國家的收藏。在一九九○年，李光耀官式訪問法國，他送給米特蘭總統的禮物，是陳瑞獻的彩墨畫《珍珠泉》，送給羅卡總理的禮物則是陳瑞獻的彩墨畫《翡翠田》。二○○二年五月，陳瑞獻給已七十九高齡的李光耀資政寄贈一部五百頁的《陳瑞獻》作品集。這位一言九鼎的開國元勛，在給陳瑞獻的一封官式謝函中，這樣寫道：「謝謝你寄贈的畫集。這是一項重大的成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由中國著名作家徐鋒主編，冰心題寫書名的五卷精裝本《陳瑞獻選集》，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在中國出版。撰寫選集總序的是中國學界泰斗季羨林教授。季羨林對這位從未謀面的後輩愛惜有加，寫了一篇令人羨的長序，對成績樣樣出眾的「陳瑞獻現象」進行了思考，覺得這樣的人只有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universal」的全才，才可並論─他稱陳瑞獻是「文藝復興的全才」。他引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除了稱他為天才外，就沒有別的稱呼了。」季羨林又從陳瑞獻的一張大油畫《真如偈》的英譯「Poem on Suchness」，看出他在學術上全面發展之一斑，因為中國古代譯梵文的「Tathata」為「真如」，而英文則用「Suchness」來對譯「Tathata」。季羨林認為陳瑞獻是東西兩大文化體系在激蕩衝撞中產生出來的人物，而且他身上也代表東西文化發展的未來。

季羨林又說：「新加坡無論在地理上，還是東西文化的衝撞上，正處在兩方面的前沿陣地上。換句話說，新加坡是東西文化交光互影最顯著最劇烈的地方。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才能出陳瑞獻這樣多才多藝幾乎是全能的人物。事情不是非常明顯嗎？」

一九九三年，因這位偉大的學人對他的知遇之恩，陳瑞獻專程到北京大學未名湖後湖朗潤園的寓所向季先生深深叩謝。同年，《陳瑞獻選集》在北京發布，季羨林受邀為主賓；在會上，陳瑞獻只安靜恭敬地坐在這位學人身旁，不敢發一言。當時，新加坡駐北京大使鄭東發想提前離開，陳瑞獻嚴肅地告訴他：「季先生比部長重要，請一定在季先生發表演講之後才走！」季羨林在會上又發表對陳瑞獻十分勉勵的講詞。二○○九年七月十一日，季羨林逝世，陳瑞獻哀傷撰寫了輓聯，刊於報端：

一子滿荷塘，香籠獸蹄鳥羽人霜，無量微痕織內蕊；

多音說世味，理達明日繁星聖石，獨孤大幔遮八方。

二○○三年七月《時代周刊》（Time）刊出一篇特稿〈藝術覺悟〉，開篇即生動地描寫陳瑞獻在威尼斯宗座聖殿前的聖馬可廣場，用中華毛筆在威尼斯二百年來最酷熱的夏天攝氏四十度的烈日下，在一幅四層樓高的油布上用草書揮寫他自撰的禪思文論《夢與醒》。這幅榜書作品，是中華書藝首次在西方文化中心地帶大幅度盛美綻放的蓮花，引來一位流浪英國，從光頭殼到手指腳趾全身蓋滿刺青的著名意大利行為藝術家Franco B，來向中華書藝膜拜，對龍飛鳳舞的漢字做出跟自然、生命和仁愛的多層次聯想，以及對書法家讚歎感恩。它懸掛在全球最重要的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展館的正樓面。《時代周刊》說一個國家能出一個精於一種藝術門類的藝術家已難能可貴，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竟然出現了這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簡直匪夷所思。周刊形容他是新加坡的「文藝復興全才」（Renaissance man）。

新加坡最活躍的著名文化大使

在二○○三年的新加坡國慶授勳典禮上，新加坡總統納丹（S. R. Nathan）將崇高的「功績獎章」（Th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授予陳瑞獻。

總統在頌辭中說：

集作家、畫家、書法家、篆刻家、雕塑家、設計家和跨文化思想家多重身份於一身的陳瑞獻先生，無論在本地或國際都享有盛名。陳先生的作品展現錯綜複雜的世界觀，蘊含世界主流哲學的精髓。他的風格不斷演變，一直通過新的表達方式尋求突破。

他是新加坡最活躍的著名文化大使。

位於長江三峽西陵石壁的三峽刻石第一觀就選用了他的序文與書法刻碑。座落在青島的陳瑞獻大地藝術館佔地二千平方米。他也同享譽國際的藝術家合作，為新版的聯合國人權宣言作插圖。他的藝術作品曾在威尼斯雙年展和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展出。法國、羅馬尼亞、韓國和世界經濟論壇都曾授予他崇高的獎項。他也獲南洋理工大學頒予榮譽博士學位……

總統嘉許陳瑞獻為「最活躍的著名文化大使」，讓我聯想到二○一六至二○一七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為陳瑞獻舉辦盛大的《解析自由心：陳瑞獻稿本與創作》特展，巡迴大使許通美教授的開幕詞：

我很讚賞瑞獻，並視他為新加坡的國寶。我曾在他二○○四年的展覽開幕禮上致辭，那是奧運年，我將他與奧林匹克健將相提並論，我當時說他是奧運會最難賽項─十項全能的金牌得主。

今晚我也要讚美瑞獻，他是我們對世界的文化大使。你們很多人都知道，他具有語言天分，精通華語、英語、馬來語和法語。他為新加坡和許多國家建立起了文化的橋梁。他與中國、法國、日本、印度、南非、韓國、台灣、羅馬尼亞和許多其他國家，建立起了解和友誼的橋梁。作為一名專業外交官，我要謝謝你，瑞獻，你為加強新加坡的軟實力及對世界的外交所作出的貢獻。

最後，我也要感謝瑞獻維護全球主義的理想。瑞獻獲頒世界經濟論壇水晶獎，我的好朋友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教授（Klaus Schwab）說：「全球化創造真正的全球社區，帶來重要的新社會與文化契機。」他向瑞獻對跨文化的了解所作出的貢獻致敬。

最近，由於要寫這篇文章，我到國家圖書館的「陳瑞獻藏室」用了近兩個星期時間，參考了十一大部頭有關陳瑞獻的各種語文的報道剪報。十一部只是冰山一角，圖書館團隊還在工作整理中。面對這汗牛充棟的資料，新加坡英文大報《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的特寫記者王錦豪在書寫陳瑞獻時，覺得要為他的成就編年作記錄，是一項暈頭轉向的活兒，我的感受完全一樣。這十一大部頭剪報，像史詩那樣，一事件接一個事件不停浪滾而來，衝擊眼球與身心。也因此我特別要求在隱居中的陳先生，特許作一次訪談，以認證資料的正確，並校勘一些環接與要點，所以本文的徵引絕大部分是首次轉述的原始報道，再由陳先生確認增補的第一手資料。

然而，這位「文化大使」卻是個個體戶。因為國家小，小到曾被印尼前總統哈比比譏為「小紅點」（a tiny red dot），被台灣前外長陳唐山用粗話辱罵為「鼻屎國」，一個缺乏強大文化實力作後盾的文化個體戶，每一次外出，時常像「晏子使楚」，都要展現雙倍的能耐，才有望求取雙方在文化基礎上必須有的尊重與平等對待，接才能展開雙向的交流。一九八○年，陳瑞獻在法國駐台灣科技文化處主任戴文治（Michel Deverge）的邀請下，抵台聽一場許常惠的音樂會。《中國時報》副刊主任高信疆派記者林清玄訪問他。林清玄不苟言笑，陳瑞獻則有問必答，一直談到他在一九七三年的宗教「頂峰經驗」的實相時，林清玄才坐直起來。陳瑞獻顯然引起林清玄對佛學的興趣，他們後來成了好朋友。林後來在報道中開宗明義就表示：東南亞在他眼中，一直是文化的邊陲，直到他碰到陳瑞獻為止。

一九八二年，陳瑞獻接受法國文化部的邀請，到巴黎的設於法國十七世紀大建築家孟薩（François Mansart）故居的「小橋畫廊」（La Passerelle）開個展。畫廊的一位正在念博士學位的法國青年管理員態度傲慢冷漠，以為新加坡是中國的一個小村。陳瑞獻一個人辦理作品通關出關、布置場地等等雜事吃盡苦頭，終於讓畫展順利開幕。最先在夜晚開幕式出現的是趙無極，無極先生的大駕光臨，使那個大鼻子的法國青年臉色開始發青。接七十幾歲的大詩人俄金．紀亦維與小說家女伴雅貝蒂妮（Albertini）也來了，更巧的是，紀亦維竟是那位青年研究寫論文的對象，他開始發抖了。而叫他雙眼發黑的，是二十世紀歐洲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八十多歲的亨利．米梭，在一位柬埔寨裔的老太太的陪伴下，到來為陳瑞獻捧場。米梭是隱士，照片都難得一見，何況是真人。陳瑞獻是全球第一位把他的作品譯為華文的譯者。而米梭也是紀亦維最欽佩的詩人。午夜最後的一位觀眾是趙無極十分欣賞的優秀華族畫家彭萬墀。後來有一個夜晚，在陳瑞獻的要求下，紀亦維在住家與陳瑞獻晚宴之前，讓原來很傲慢後來很謙虛的管理員跟他心中的「天神」見面半個小時。

文化外交中的槓桿作用

一九八九年，陳瑞獻參加在日本福岡舉行的「亞洲版畫作坊」。人一到福岡他就發現，新加坡、菲律賓、孟加拉三個文化小國的代表，被派到四十五分鐘巴士車程之外，氣候酷熱沒空調的九州產業大學的工作室，而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大國的代表，都被分配在步行可達的藝術館冷氣工作室，這就是文化政治遊戲中的大小眼現實。陳瑞獻以人地生疏為理由要求考慮調換地點，但不得要領。在開幕禮上，十三個亞洲國家的大使或文化參贊與藝術家都組成代表隊伍，與國旗一字排開坐成陣勢，只有陳瑞獻單獨守第十四個亞洲國家新加坡的國旗，還要充當「大使」上台發表感言，那種文化孤兒的苦況，讓他心碎。他除了努力工作，只盼有客觀的助成條件來扭轉整個遊戲局面。世事難料，福岡書法大家石田仙峰（Senpo Ishida）多年前曾託新加坡雕塑名家黃榮庭來要他很欣賞的《陳瑞獻印》篆刻集，知道這位心儀的藝術家到了福岡，竟以他的「城南書院」名義，在他家的美麗庭園為陳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晚會，轟動了藝術圈。從此陳瑞獻在福岡的命運完全改觀，他成為第一位順利完成作品的亞洲版畫家。

類似以上的文化外交歷險記，對陳瑞獻來說是常事。小國藝術家的文化外交一定得有能耐透過全部的槓桿作用，讓人清楚了解，國勢大最終也只能給藝術家造勢，但絕對無法給他們造才情。

陳瑞獻在工作坊完成的銅版畫《聽經》，後來他改畫成大幅油畫。這幅油畫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的新加坡來福拍賣會上，以新元十二萬六千五百售出，奠定他在新加坡是畫價最高的在世畫家的地位。陳瑞獻今天是東南亞在世畫家最高畫價的記錄持有人：二○一四年，在北京保利秋拍會上，他的水墨畫《八大山人像》以人民幣二千零七十萬成交。《紐約時報》在報道他的作品打進中國市場時，也覺得意義重大：「一個小國出了一位像他這樣有才能，受國際認可的藝術家，才明確地讓新加坡在國際文化版圖上佔有一席之地。」二○一六年，他與南非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合作的一幅上色石版畫《團結系列》（Unity Series），由曼德拉家族與英國拍賣行邦瀚斯（Bonhams）安排在香港拍賣，經三十多回激烈競拍後，以港幣三百五十二萬售出。

（待續。作者為新加坡作家、創意圈出版社總監兼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