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法國的韋一空（Frank Vigneron），青少年期分別在越南、比利時和法國渡過，一九九○年到香港。韋氏在法國供讀的學士和碩士課程都是以中文為主，其後仍然多次在不同學院供讀其他碩士和博士的課程，鑽研的題目包括比較文學、中國藝術：沈宗騫的《芥舟學畫編》以及自己創作的理論和實踐研究等。觀韋一空的履歷，是豐富無比的，除了持續的創作和展覽外，還有藝術的研究、寫作以至於為數不少的文章發表和書籍出版。韋教授現為中大藝術系系主任。

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兩本書：Hong Kong Soft Power: Art Practice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05-2014及I like Hong Kong:Art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二○一○）是韋教授兩本較詳盡描述和分析香港藝術的書。韋氏寫作吸引筆者的地方是他在撰寫有關香港的藝術時，舉例了非常多藝術家的作品；同時亦深究了很多一直用來講述香港藝術的用詞，如傳統及當代（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東方及西方（East and West）、混雜（hybridity）等等。他亦提出另一藝術家的英文用語「Plastician」去分別舊有的「Artist」。

以香港為實驗場

尋文化交換知識

此外他又以香港作為一個場域，去探討香港在本地政治結構、中國情境影響下的一種相對式或充滿關係性的香港藝術。他也盡力尋找不同的思維和理念，試圖為香港藝術作出分析。對比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是在用詞方面，更先後由不少非本土人士提出對香港藝術的簡化解說，韋氏同時留意事情的複雜性及之間存在的影響或反影響的事實與力量。當然亦有人提及其所論述的藝術家，大多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不免有所欠缺；韋氏清楚提及他是以全球化世界的角度去思考的，並以「香港」作為一個實驗場所去找尋藝術領域內文化交換的親密知識。

韋一空選擇用「Plastician」去代替「Artist」一字，源於「Artist」一詞自浪漫主義時期開始，所含有的天才意思。類近的想法，可回溯上世紀八十年代，前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何慶基提出用藝術工作者一詞代替藝術家，兩者都嘗試重新建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的形象。而且韋氏認為傳統歐美所用的「Artist」一詞亦往往跟繪畫或雕塑連在一起，而當代藝術家所從事的媒介類型廣泛，有時同一藝術家會進行不止一種媒介的創作，或在同一作品中包括多種媒介。這個有關媒介的事情也引申至傳統與當代藝術的問題。

香港藝術有傳統與當代之分，兩者一直平行發展，但有時也會產生思想和現實上的一些矛盾。一般而言，「傳統」是指以水墨製作的作品，而「當代」就是那些正在全球化發展中流通的作品，香港藝術館的藝術分類也有「中國」與「西方」的分別，例如中國媒介或書畫、西方媒介等；香港藝術發展局更加把新媒體另行分類出來，形成所謂新與舊、傳統與當代之分。韋氏認為傳統與當代的思維是東方與西方概念的簡易版。至於當代的作品，收窄其實在的範圍，相信大部分的藝術持分者都會贊成是指向某些特定的作品，如概念性強和原則上並不受什麼媒介所規範的。韋氏從前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早期一直以文人山水作畫的吳觀麟的作品，吳氏感到這類作品在當代藝術範疇內是被忽略的，其後吳氏推展其作品至裝置、公共及地景藝術，亦獲得很好的效果和發展。

東西方的概念一直是上世紀不少香港藝術家探討的議題，時至今天，香港仍然被塑造成除了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外，更是一個東西文化交匯的地方。韋氏有不少文章談及這個問題，例如在二○一二年教育局出版的《從文化角度認識香港藝術》第四冊中，認為「沒有事物本質上是『西方』或『東方』的」。筆者千禧年博士學習時曾經受韋教授指導論文，文中也有提及東西問題，被韋氏給予當頭棒喝。二○一五年筆者到匈牙利布達佩斯留駐期間，也留意到東西的問題，其中Attila Melegh在其On the East-West Slope: Globalization, Nationalism, Racism and Discourse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二○○六）中也用了「東西斜坡」（East-West Slope）去形容西歐與東歐特別是匈牙利跟先進歐美國家的一種不均等關係。韋氏直言當代學者都直接用「歐美」去取代籠統的「西方」概念。

東西相遇的「混雜」

「東西相遇」（East meets West）自然也產生了「混雜」的看法。韋氏舉了不少例子，有關香港的藝術家如何把西方的一些文化元素、放進自己重中國形式的作品內，其中有很多是從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的。中文大學藝術系有長久的中國藝術與西方藝術的分野學習，在畢業後的藝術道路追求，或現實的職業發展的取向上，都會鼓勵這明顯的東西元素的運用。這個同時也是文化身份的議題。韋氏結合了Pierre Bourdieu的「習性」（habitus）和Gilles Deleuze的「沒有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以「沒有器官的文化身份」（Cultural Body without Organs）並加入「設計師概念」（designer concept），去探討香港的文化身份。意謂當機器式的欲望流掛在「沒有器官的文化身份」時，由於未夠時間變成習性，只能是短暫的停留狀況。正如有些藝術家會像設計師一般，因要滿足客戶的需要而把一個不斷在移動的文化身份凍結一樣。他舉了港式奶茶和由藝術家黃炳培所塑造的「紅白藍」香港精神作品為例子，當然這些年輕的習性會有機會成為地方的文化特色。在此韋氏又帶來「無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簡單而言香港有眾多的本土特色可走離所屬場域，繼而散發增長，而非把一切同化，成為龐然大怪物。

韋氏本身也是一個實踐藝術家，他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已開始其名為《虛空想》（Le Songe Creux）的作品。其紙本技術筆作品從直觀看是非常扁平和沒有透視立體感的，然而細看之下，發現密密麻麻的卷狀線條，重複發展，這些作品沒有尺寸的限制，可以隨意念而變化，亦可在任何時間做，當做靜思的行為或日常的工作。這些低限度（Minimal）的創作同時也受中國傳統藝術理念的影響，韋氏認為線條與線條之間，產生了虛與實的空間，虛與實也就是無與有，其不斷交錯的相互作用就是自然，宇宙的精神力量，也就是真實或萬物所在。當然，在這裏並不能完全描述其作品的內容，因為其創作是重視持續的過程和參與，以及其中細緻的演變。這種接近於中國「書寫」的藝術，除了在紙上創作外，也有運用裝置及新媒體形式展示，近期更加在電腦上製作，數碼版本的出現，呈現了另一種物質或現象性的虛空狀態。

韋一空形容自己的文化身份都是混雜的，不過他更喜歡用「之間」（in between）去形容這些狀態，正如香港的藝術一樣。他認為一個處於不同文化之間的身份，不一定要屬於某一方，保持最大自由的節點，可以跟各種文化對話和溝通，保留個人特性，免受潮流所影響，成為一個「無知」（idiots）獨立的藝術工作者。

香港的全球化發展，正正把香港置於世界網絡中，讓藝術家去尋找更大的知識。近代的藝術發展，以經濟為主導，緊貼國際的動向，韋一空的研究和經驗，有提醒的作用。

（本文圖畫由鄧凝姿提供。作者為資深藝術工作者、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