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政治是否可分離，永難有定論。但有一個最基本的常識：藝術或許可以超越政治，但藝術家不可以，因為藝術家首先是人，然後才是藝術家。所以不妨把問題一分為二來討論，即藝術與政治的關係，以及藝術家與政治的關係。

關於第一點，戰爭爆發之後，不時有俄國作品被禁的消息，從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到杜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皆有。俄國在歷史上頻頻施暴，但它何其有幸，產生了那麼多有良知的藝術家，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這個國家的救贖者。杜氏的小說就是絕佳例子。以政治之名審查藝術，從來不會有好結果。但這不代表藝術本身沒有高下優劣。《一八一二序曲》這種檔次的音樂，不聽也罷。反觀同為俄國人的蕭斯塔高維契，在蘇聯反猶政策盛行之際，創作了題為「娘子谷」的第十三交響曲，直指二戰期間納粹在烏克蘭的屠猶罪行，毫不掩飾借古諷今之意。考慮到當時的政治風險，蕭氏的道德勇氣令人欽佩，作品本身也精彩。這樣的俄國音樂，不但不應禁止，還應該年年演、月月演。

這也就引出了第二點，即藝術家與政治的關係。俄羅斯女高音涅特烈布科說：「強迫藝術家或者是任何公眾人物公開表達政治立場以及譴責祖國並非正義之舉。」這種觀點就頗具迷惑性了：面對絕對的惡，藝術家或許不應比別人背負更多道德責任。那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呢？大家一起沉默，可好？

西方之所以難辭其咎，皆因見錢眼開。現在全方位施壓，只是改正的第一步。藝術家捲入其中，貌似捆綁了藝術與政治，其實是讓每一個人分擔道德責任，藉此遏制當權者的瘋狂（即使於事無補）。那句老套的話是對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絕大部分匹夫或匹婦都左右不了天下興亡，但這不代表你就沒責任，可以心安理得過日子。人們之所以不願表態，無論理由多麼冠冕堂皇，歸根結底無非利益二字。上至親普京的明星，下至與戰爭無涉的普通藝人，表態的後果都會很嚴重。事到如今，涅特烈布科、指揮家葛濟夫是怎樣的人，已經很清楚了。這種既得利益者，無論如何選擇，不過損失幾座豪宅和遊艇。無辜的普通人表態，則直接影響家人及自己生計乃至安危。人生在世，從來不免被社會綁架，所以才多苟且。

但換個角度來看，人永遠有選擇的自由。反抗不義，可以罷工、坐牢，還可以去死。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正是體現選擇的自由。這事跡被歷代儒生掛在嘴邊，但不妨礙他們苟且。古往今來，苟且都是絕大多數，包括執筆的鄙人在內。只是在袖手旁觀之餘，可否少一分振振有詞，多一分基本的是非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