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後我與白先勇又有通訊聯繫，他給我寄來《遊園驚夢》、《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等錄像帶，我和妻子陳菲亞都認真看了。他喜歡聽我講述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故事，聽到跳忠字舞的情節時，他哈哈大笑，連說：「中國人真聽話」。他還給我寫信說：「你的散文可謂『興滅繼絕』。」讀了他的信，我想起張載的名言，寫作正是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以說，我和先勇兄早已心靈相通。二○○五年，我到中央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其間，他也到那裏講述崑劇《牡丹亭》。在課堂裏相逢，他在講台上，竟然看到我端坐在下面，立即停止講述，說：「再復老師也看過《牡丹亭》（我和菲亞在台北觀賞了兩個晚上，同校長及夫人一起觀看，白先勇也在場），我們先聽聽他的評價。」我果然應邀而走上講台，把「興滅繼絕」四個字還給先勇兄，我說，崑曲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精品，但面臨滅絕，白老師做的正是「興滅繼絕」的大事。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寄寓的科羅拉多大學舉辦「台灣文學討論會」，出席的有齊邦媛、白先勇、劉紹銘、李歐梵、鄭樹森、王德威、葛浩文等名教授。我在會上作了一席發言，引述魯迅的判斷，說中國發生了一場大革命。革命前果然出現「怒吼文學」，革命後果然出現「謳歌文學」與「輓歌文學」。我說，大陸文學一片謳歌，從郭沫若到臧克家、從賀敬之到楊沫，全是謳歌文學，價值不高。倒是台灣文學屬輓歌文學，很有價值，而其代表作，就是白先勇的《臺北人》。我還講了《臺北人》的文學價值表現在什麼地方。沒想到，我發言之後，齊邦媛教授（當時她的代表作《巨流河》尚未出版）立即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她說：「我們還在，沒有死，怎能算輓歌文學？」當時白先勇未表態，但會後對我說：「我想請您一家吃飯，餐館您定。」我很高興並立即答應。於是，第二天傍晚我們就在台灣人開設的「蘭亭」餐館聚會，我家都出席，小梅、小蓮和她們的媽媽都很高興。餐館老闆聽我說是白先勇請客，不敢相信，確認之後驚叫起來，真是白先勇！彷彿天神突降，老闆亢奮不已。白先勇說了「我是白先勇」之後他更是跳了起來，叫得更大聲，而且立即打電話給他在台北的姐姐，連說：「你猜，誰到我們這裏吃飯了！白先勇！白先勇！」向姐姐報告後老闆平靜了一些。那天，我們吃到科羅拉多州最好的飯菜。餐桌上，先勇兄誠摯地說：「此次我遠行，到這裏主要是想看看您。」在波德相逢之後，我們的友情加深了。

只要不斷觀賞認知就行了

我與先勇兄真是有緣。沒想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又讓我和白先勇對話《紅樓夢》。唐立主任和我商量時，我痛快地答應了。因為我心中有數，即有三件事早已為我作了鋪墊：一、在這之前，我為九州出版社和《環球人物》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新版《紅樓夢》作序。序文先在《上海文學》上刊登，白先勇看到了，便說「寫得好」。此篇序文的基本觀點與先勇兄的紅學理念正好相通。二、一年之前，著名的誠品書店曾邀請我和白先生就《紅樓夢》進行對話，並送我兩部大書，一部是程乙本《紅樓夢》；一部是《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二者都是中國時報出版社出版，非常壯觀。我早已閱讀，明瞭白先生的觀點。三、這年二月，我應賈晉華教授邀請，在理工大學作了「《紅樓夢》的三維閱讀」的學術講座，從文學、歷史、哲學三個角度把握《紅樓夢》，許多話以前沒說過，這也提供我對話的一種基石。而最為根本的是，從一九九九年我在城市大學講述四大名著，已奠定了對《紅樓夢》的基本看法。

這些基本看法，就是找到《紅樓夢》的核，這就是「文心」，這個文心，乃是王陽明之後最純正的心靈，即賈寶玉的心靈。所以，張靜河先生所概說的「心靈本體論」我是能認同的。當然，我的思想在不斷前行，如今，我又從「本體論」返回「認識論」，認定文學根本不需要固定的「主義」和觀念；即不需要什麼預設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只要真實地觀世界、觀歷史、觀生活、觀人性，就可以了。讀《紅樓夢》，只要不斷觀賞、不斷認知就行了。這個問題較大，容我以後另寫文章細說。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