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許更多，像中共在台灣發展地下組織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連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論行業、論生活圈子，我跟他們中間沒有任何關連，仍然感到驚恐。更不幸的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出現諜案，學生遲紹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這兩人是抗戰時期流亡學校的同學，案發之前我曾到國防醫學院的宿舍去探望他們，那時沒有事先預約的習慣，我撲了個空，給他們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流落何處？它可是個禍根哪！……

　　我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戰戰兢兢的「擁護領袖、反共抗俄」。

　　那時「匪諜案」用軍法審判，軍法並不追求社會正義，它是伸張統帥權、鼓舞士氣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內部的正當性，沒有普遍的正當性。被捕不可怕、槍斃可怕；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像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的夫人那樣，「匪諜」的妻子兒女都是危險分子，所有的關係人都和他們劃分界線，拒絕分享生活的資源。

　　亂世夢多，我常常夢見「土八路」追捕我、公審我、挖個坑要活埋我，我大叫驚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夢見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銬、灌了冷水、押到「馬場町」執行槍決，我又大叫驚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審問自己，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理由懷疑我、懲治我，我兩面都有虧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場上檢查自己，階級敵人，革命對象；我站在台灣保安司令部的立場上檢查自己，嫌疑重大，寧枉勿縱。

　　多年以後，我在海外對一位台灣本土生長的官員說，當年你們只做一種噩夢，我們做兩種噩夢，我們的恐怖是雙料的，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只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到底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大家得保蔣擁蔣，靠他抵抗共產黨。我們唯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灣不領這個情，我們勞碌一生，也許三面不是人。他聽了哈哈大笑。

　　什麼叫本省人，什麼叫外省人，多少人爭執不休，以五十年代而論，本省人是做一種夢的人，外省人是做兩種夢的人。

　　有人作了一副對聯形容騎摩托車很危險：「早出事、晚出事、早晚出事；大受傷、小受傷、大小受傷。」我的處境和職業正是如此。每月唯一有意義的事情，好像只有領到薪水袋，跑到郵局給弟弟妹妹寄零用錢，向母親的在天之靈交代一句「我這樣做了」。有時想起「刀口上舐血」，想起「殺頭的生意有人做」，雖然老早就知道這兩句話，以前僅僅是認識那幾個字罷了。

　　四年內戰期間我味覺遲鈍，到台灣後只有加重，這才了解什麼是「食不甘味」、「味同嚼蠟」。大米飯囫圇吞嚥，常常懷疑我到底吃過飯沒有。口乾舌苦，吃糖，吃下去是酸的。常常到「美而廉」喝黑咖啡，沒有糖沒有奶精，有時一天喝五杯，「我苦故我在」。常常到中華路喝高粱酒，或者吃豆瓣魚，有時一天吃兩條，「我辣故我在」。奇怪的是我並未失眠，睡眠的時間反而特別長，那時候沒人告訴我，這都是病。

　　儘管如此，日子照樣像流水般過去。「亂世的人，活着就是成就。」我真幸運，兩種夢都做過，我更幸運，終於兩種夢都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