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報紙上寫雜文專欄，蓋有年矣，由於報紙的銷路好，專欄讀者多，曾有一番浮華，可是今日回想，不免有愧於心。

　　這種小專欄每天緊跟在本地新聞後面揀話題，眼界愈來愈狹窄，思想愈來愈貧乏，對一個作家的成長不利。

　　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在路邊撿到一張鈔票，從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來，他撿到生鏽的鐵釘九千個，過期的獎劵兩千張，鈕扣一千五百個，一分錢的硬幣六百個，鉛筆頭五百個，玻璃瓶四百個……他的背也駝了，眼睛也近視了，我覺得我也快成為那個人了。

　　我的雜文專欄算是很出色，獅子搏兔也全力以赴，老闆說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對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觀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沒有時間蓄積、醞釀、發酵、蒸餾，大材小用，依小說家徐訏的說法，這是炒肉絲，用政論家楊照的話來說，這是製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貪圖小成小就，避難就易，執簡棄繁，這個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在報館寫文章，晚上寫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發表出來，沒有「高欄」需要越過，久而久之，把寫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貪圖急功近利，熱中短線操作，這種寫作的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小人物寫小文章，對小市民談論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穩，子曰詩云，難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寫大文章的風格）。報紙對雜文的期許是爭取讀者，增加銷路，我們總得有幾句聳動聽聞的話做「賣點」，這幾句話無須和你評論的事物相稱，你只是借題發揮，或者為尖銳而尖銳，為辛辣而辛辣，讀者已經看過新聞，他現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這幾句話是否「過癮」。職業的榮譽是很大的壓力，令人身不由己，我們得在修辭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貶得宜。後來革除這種壞習慣，我花了更久的時間。

　　副刊上的雜文專欄很多過激之詞，過激之詞對建立一個公平的、有理性的社會並無幫助。例如說，學校是不准讀書的地方（林語堂），醫生的聽筒是騙人的東西（郭沫若），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當遺臭萬年（桓溫），這些當年寫在筆記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來丟進字紙簍裏。莎士比亞「生命是一个傻子說的笑話」這句話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劇。魯迅說，學醫無用，不過是把病人醫好再讓帝國主義去殺掉，我恨不得帶他到戰地醫院去看看，在那裏，醫生把傷號病號醫好了，他再上前線殺「帝國主義」。我為何要誘人這樣思考呢？但是有時候球在腳邊，不能不踢，顧不得球門旁邊坐著一個孩子。

　　二十年間也曾多次求去，我這個「小巫」在大巫之下，你還有掌聲，欲罷不能，一步深、一步淺，熬到曲未終而人將散，我還是不能離開，江湖洗手，談何容易？二十年飛短流長，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報館這頂保護傘。直到我離開台灣，「出國」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某年，柏楊來信，他想編一套雜文名家集刊，邀我參加一本，我回信說，當年以雜文謀生，原非得已，何堪以此名家？這種回應當然不能使他高興。後來他這一套書也沒能編成，沒編成也好。我自己出過兩個單行本，現在只能「悔其少作」，晚年的選集，沒從當年的小專欄中選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