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秋天，我正浸淫在閱讀文情並茂的《胡適雜憶》裏。有個下午，柏楊進門拉大了嗓門說：「晚上有飯局，有唐德剛先生……。」一聽喜出望外，那不就是我正心儀的《胡》書作者嗎？傍晚興沖沖的出門赴宴，果然滿載而歸，那是我們第一次晤面。不久之後，我寫了一篇小文《八仙過海談新詩》登在台灣《中國時報》副刊上。記得當時受到德剛先生波濤洶湧的鼓舞，心情十分興奮，他旁徵博引、厚實而又風趣的言談，精闢入裏談新詩的論點，至今還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當晚，我拿出了正在閱讀的《胡適雜憶》請德剛先生落款，心中何嘗不曾興起一種因仰慕而希望博得他注意的念頭！

　　第二件和德剛先生交往過程中，又有一樁和詩相關的「事」。其實這關係一個「人」——詩人。那年代柏楊正忙着伏案翻譯《資治通鑑》，我就充當我們家的禮賓司司長，每逢貴客駕臨，都由我一個人招待，柏楊窩在書房裏趕稿。我常常安排三五好友圍着貴賓歡聚。德剛先生一向溫暖熱情，對年輕晚輩不但沒有身段，純任一派天真體貼，這頓飯，他忽然問起台灣詩壇是否有位安徽老鄉。我馬上想起確實有那麼一位。他突然興高采烈的說，把他約出來我們見面聊聊。半碗飯時間，安徽詩人加入飯局，相見之後，詩人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你寫過書嗎？寫什麼書？」我這個東道主，真是又急又窘，不知所對。這個晚上，德剛先生仍然談興很高，從胡適在美國的生活瑣事談到張學良恢復自由身之後的紐約行。聽到德剛先生行雲流水又閒話家常式的談吐，不難領會到他寫李宗仁和胡適口述歷史功力的深厚。

　　「安徽詩人」的疑問自然沒有人有興趣去答覆。至於《八仙》小文登出後，則有一位詩壇上泰斗型的詩人寫過一篇文章，對德剛先生談詩的意見，語調嚴厲的回應。這樣一位學貫中西、出入古今、熱情澎湃的學者，在我面前和「詩」交錯，都沒有半分扞格不入。只有深深警惕自己以後要把這些神經脆弱的詩人朋友和博學鴻儒的學問家拉開一段距離才好。

　　他最後一次在我家用膳，餐畢之後一個人坐在窗前，我發現他默然無聲，原來他低下頭來，在藤椅上睡着了，回憶一九八一年「八仙過海」的餐敍，結束之後他還邀我們繼續談、去吃宵夜，而此時他卻低頭默睡，我第一次發現他蒼老了。

　　如今，德剛先生去了，我不能再和他談現代畫、古根漢的畫廊，當然，更不用和他談詩和詩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