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還沒有開拍時，我在一位電影導演家的私人聚會中見到許鞍華，大家稱她為阿Ann。離開的時候，我們一起去乘地鐵。閒聊中，她談到日常生活，聚焦點是她上了年紀的日裔母親。我以前看過她自編自導的《客途秋恨》，當中描繪的就是她母親的形象，非常鮮明，令人難忘。她告訴我，母親是在中國東北認識她父親的，後來輾轉到了香港，已經完全融入了本地生活。現在她的父親已經不在了，母女二人相依生活。母親雖然上了年紀，但依然非常活躍，常常自己外出，尤其喜歡去友人家打麻將。畢竟是老人家，單獨行動難免會磕磕碰碰，前不久就在商場撞到玻璃牆，受了傷……所有這些，都令她非常擔憂。殊不知，她講得太過專注，忘記了面前的玻璃門尚未開啟，竟一頭撞了上去，我正為她心痛不已，她卻笑言這一下和母親感同身受了！我想，以阿Ann這樣一位能深切了解老年人感受的導演，拍出來的影片一定會是特具深度的吧。於是，我走進電影院看《桃姐》。那天觀眾很多，差不多滿座，這是港產片上映所罕見的。

　　電影中的「桃姐」與雇主之間，以情為重。她出於本性，極抗拒別人說的「妹仔（丫鬟）命」，樂於讓主人稱為「契媽（義母）」，事實上，主僕之間，相親相愛，情如一家人。

　　《桃姐》的宣傳廣告上有一句話：每個人的身邊，都有一位「桃姐」，看着許鞍華的《桃姐》，我也情不自禁「淚眼朦朧」，我自己的「桃姐」，也一步一步走過來了……

　　記憶中最真切的是她，叫做「八嬸」，她說死去的丈夫排行第八，人人叫她「八嫂」，小孩子嘛，就順應的該稱她為「八嬸」了。

　　八嬸的個子不高，身形可說是「小巧玲瓏」，行動格外麻利，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一眼關七」，一邊做飯，一邊洗衣，還能打掃花園，餵養小雞，同時照顧我們四個姐妹兄弟的生活。

　　根據八嬸說，她以前是在西關的粵劇名伶家中幫傭的，能做得一手好菜，什麼「九大簋」、鮑翅宴都是她一人主理，亳無難度。她未曾上過學、讀過書，卻非常熱衷於睇大戲，什麼《六國大封相》啦，《紅樓二尤》啦，戲文、劇情可以一套一套的道出，表明她很早就已經接受了「大戲文化」的教育了。因此，她判斷社會上的是非忠奸，都會以這種大戲文化的觀念為準。

　　八嬸也是一個很要強的人。那時候，人們都把西關這個歷史上的商業繁盛地視為高尚住宅區。八嬸把歷年掙下的錢，在西關的荔枝灣一隅，買了一塊小小的地，建了一座小小的樓房。八嬸在樓房剛剛落成的時候，興高采烈地帶着我和妹妹去看。這是我生平看到的最小的樓房，用八嬸的話來說，是「豆腐潤那麼大」。樓分三層，每一層僅可放下一張牀，就應了那首兒歌：「世界真細小小小，小得真奇妙妙妙。」

　　文化大革命爆發，我的父母都被派到遠在粵北的幹校去，工資也凍結了，八嬸不能再留在我們家。她含着淚，手把手地教我和妹妹做飯、燒菜，然後黯然而別。那時候，我十三歲，是家裏老大，最小的妹妹才七歲。八嬸走了之後，我們也在家呆不了多長時間，就跟隨就讀的學校，到農村分校去。

　　在那些年間，當我們分校放假，八嬸得到消息，就會來給我們買菜做飯，分文不取。再過幾年，八嬸的小樓房被拆遷了，兒子把她接回英德的家住。不久，我們得到允許到粵北幹校去探望父母親。

　　那是天寒地凍的日子，我坐上北上的火車，心裏比天氣更冷。

　　火車到站，只見八嬸和她的兒子一起出現！原來她接到我媽媽的消息，特別來接我去她家住一天再上路。就像是見到久別的親人，我的心溫暖起來。我在八嬸和兒子的家舒舒服服地住了一夜，又吃到她做的熱湯、好菜。從此，這裏就成為我去幹校探望父母的「中轉站」，後來，還惠及了更多的人。其中有著名作家秦牧、紫風夫婦。在文革中，秦牧最早被批鬥，紅衛兵一天抄家五十次之多。他們夫婦分別到幹校接受「改造」，已經沒有家。當幹校批准他們放假的時候，八嬸和兒子的家，就作為他們夫婦暫時小聚的住所，為此，他們非常感激。

　　我敬愛的「桃姐」，因着許鞍華的電影，在眼前變得鮮活起來，那麼可愛，那麼可親，只為有情在，人間的不公不平，相信都可以化解，她們就是很好的明證。